近几十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农村地区正在进行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极端贫困、饥饿与不断上升的空间、人际关系差异与挑战, 已成为国际上农村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1]。随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产生和发展, 农业在经营规模、技术选择、品牌化和农产品营销等方面有了新的发展格局。但目前中国广大农村依然存在土地抛荒、土地过度资本化和非农非粮化利用、掠夺性经营, 导致土地用途改变后短期内很难恢复原貌等现象^[2-3], 可见农村人口、土地和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重点建立健全“人地钱”挂钩政策^[4], 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 在快速推进城镇化水平、统筹城乡发展和促进“三农”问题妥善解决背景下, 如何有效利用农村土地, 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各种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 进而实现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保障农民生活水平提高, 处理好农村人口、土地、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 已成为目前中国农村亟需解决的问题。

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是用来衡量农村在各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水平、土地利用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程度的重要指标, 旨在通过分析三者存在的问题、矛盾, 探讨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出路。长期以来, 学者们对城市经济、生态与环境^[5-7], 人口、旅游、城市、交通和土地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度及评价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8-14], 对农村协调度发展研究相对较少^[15-16]。有学者从城镇化角度对区域人口、土地、经济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研究^[17-18], 研究过程中对人口和土地、经济和土地、人口和经济等单方面研究较多, 缺乏对三者的系统分析^[19]。而农村人口、土地、经济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关系, 三者协调发展有利于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多元、可持续发展。实现农村多元、可持续发展, 是加强农村地区土地和经济韧性、抵御全球发展压力和增加农村地区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20]。基于以上认识, 本文以中国典型的农业大省--四川省为研究区域, 就四川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度进行分析, 以期为四川乃至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土地、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1 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相互作用机理

人口、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 对于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21]。本文通过构建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机理的理论体系(图 1), 为研究方法和指标选择提供理论支撑, 以探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人口发展综合水平、土地利用综合程度、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及人口-土地-经济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具体表现为: ①  经济发展对人口发展起决定作用, 而人口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或延缓作用^[18]。一方面人口城镇化有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村工业等方向转移, 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22]; 另一方面, 发达地区和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 可能拉大农村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问题解决还要依赖农村经济的增长和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23]。②  土地开发利用水平的提高, 有助于增加作物产量, 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从而达到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目的, 反之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将进一步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 促进土地利用综合水平的提高; 农村土地规模利用也会对农村人口就业造成较大影响, 资本密集型产业将造成劳动力对有限岗位的争夺, 带来挤出效应, 但若投资经济型作物, 潜在溢出效应通过农业合作与生产形成劳动密集型, 又可为农民提供更好的就业前景^[24]。③  农村土地为人们提供生产和生活的条件, 农村人口生产和居住都必须在土地上进行, 而随着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带来三产间就业结构的调整, 可能给土地利用规模化带来机遇, 也可能出现土地撂荒严重, 大量宅基地闲置的状况^[25]。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2001-2015年), 部分指标经过2次计算。为使不同年份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反映农村经济的实际发展程度, 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给经济带来的影响, 采用物价指数将经济指标数据折算为1990年可比价(可比价数据=现价数据/价格指数)。

2.2 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发展水平评价方法 2.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层次性原则, 参考已有评价指标^[15-16], 结合农村人口、土地、经济实际, 在数据可获取和便于量化的前提下, 选取评价指标。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能分别表征人口发展综合水平、土地利用综合程度、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15个指标, 其中人口子系统主要包括表征农村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和农民生活水平的4个指标, 土地子系统主要包括表征农村土地基本信息、农业现代化程度、土地投入水平、土地产出水平的7个指标; 经济子系统主要包括表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结构、经济发展效率的4个指标(表 1)。其中一级指标是表征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总体发展水平的变量, 二级指标是分别表征人口、土地、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变量; 正向指标表示对人口、土地、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起正向促进作用的指标, 值越大越好, 反之, 逆向指标则表示对综合发展水平起抑制作用指标, 值越小越好。

2.2.2 数据分析方法

参考相关数据分析的方法^[25-26], 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平均值、均方差的计算, 并采用均方差法确定各子系统指标权重, 具体操作如下:

(1) 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

为便于不同单位或量级的指标进行比较和加权, 首先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 公式如下:

$ {Y_{ij}} = \frac{{{X_j} - {X_{j\min }}}}{{{X_{j{\rm{max}}}} - {X_{j\min }}}} $

(1)

式中: i表示(a人口, b土地, c经济)3个子系统, j表示3个子系统中的具体指标。X_j为原始指标值, X_jmax和X_jmin分别表示子系统中同一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Y_ij为数据标准化结果, 且有Y_i1, Y_i2, …, Y_in∈[0, 1]。

为统一指标的变化方向, 对逆向指标a₂进行变向处理, 公式为:

$ {\hat Y_{ij}} = 1 - {Y_{ij}} $

(2)

经过变换处理, 数据的数值范围在[0, 1]之间, 所有指标均为值越大越好。对于同一指标来说, 所有年份中最大者为1, 最小者为0。这使得数据之间消除了量纲的影响, 不同指标、不同年份的数据具有了可比性。

(2) 指标权重W_j的确定

$ {W_j} = \frac{{{A_j}}}{{\sum\limits_{j = 0}^m {{A_j}} }} $

(3)

(3) 指标均方差A_j

$ {A_j} = \sqrt {\sum\limits_{i = 1}^n {{{\left( {{Y_{ij}} - {{\bar P}_j}} \right)}^2}} } $

(4)

(4) 随机变量平均值P_j

$ {\bar P_j} = \frac{1}{n}\sum\limits_{i = 1}^n {{Y_{ij}}} $

(5)

式中:P_j表示同一指标标准化后的平均值, A_j表示同一指标标准化后的均方差, W_j表示指标在其子系统中所占权重大小, n为不同地区同一指标的总数, m为每个子系统中指标的总数。

(5) 计算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的发展指数f(a)、f(b)、f(c), 公式如下:

$ f({\rm{a}}) = \sum\limits_{i = 1}^n {{Y_{aj}}} {W_j} $

(6)

$ f({\rm{b}}) = \sum\limits_{i = 1}^n {{Y_{bj}}} {W_j} $

(7)

$ f({\rm{c}}) = \sum\limits_{i = 1}^n {{Y_{cj}}} {W_j} $

(8)

f(a)、f(b)、f(c)分别表示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发展指数, 发展指数越高, 表明单个子系统发展越好。

2.3 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发展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发展模型构建 2.3.1 系统发展耦合度

借助离散程度来体现农村人口、土地和经济子系统的耦合程度, 由f(a)、f(b)和f(c)的变异系数来表示, 即人口、土地、经济系统各指标本身的变异系数, 并建立人口-土地-经济系统的耦合度模型, 用以定量分析整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27-28], 公式如下:

$ C = {\left\{ {\frac{{f(a) \times f(b) \times f(c)}}{{{{\left[ {\frac{{f(a) \times f(b) \times f(c)}}{3}} \right]}^3}}}} \right\}^k} $

(9)

式中: k表示调节系数, 本文主要研究农村人口、土地、经济3个子系统发展指数, 因此k值取3^[27]; C表示耦合度值, 且C∈[0, 1], C值越大表明系统间耦合程度越高, 发展越有序, 反之, 系统将向无序发展。

2.3.2 耦合协调发展模型

由于耦合度只反映各系统内部互相作用的强弱, 无法显示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程度, 借鉴其他文献构建适合本文的耦合协调发展模型^[16]评价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发展的协调程度。基本公式如下:

$ D = \sqrt {CT} $

(10)

$ T = Xf(a) + Yf(b) + Zf(c) $

(11)

式中: C为耦合度, D为协调发展度, T是农村人口-土地-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T值越高表明该地区综合发展水平越高, 反之则低。X、Y、Z为待定系数, 在农村发展过程中, 土地起着决定性作用, 农林牧渔生产都依赖于土地, 农村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也基本在土地上进行, 耕地还肩负着粮食安全、生态景观的塑造等作用, 因此本文假设土地对于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的发展更为重要, 在指标选取上也有一定偏重, 因此取值分别为X=0.3、Y=0.4、Z=0.3^[18]。

2.3.3 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协调评价标准

农村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协调发展为基础, 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本文通过借鉴相关文献^{[16, 27]}, 拟定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评价标准、等级和类型(表 2)。

3 研究区域概况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腹地, 东部为川东平行岭谷和川中丘陵, 中部为成都平原, 西部为川西高原, 辖区面积48.6万km², 下辖18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地形地貌较为复杂, 具有高原、山地、丘陵和平原4种地貌类型, 土地总量大、人均占有量少, 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和生产力水平较低; 土地资源地域差异明显, 数量、质量结构不平衡, 优质地类相对较少; 宜农耕地后备资源缺乏, 有较大部分土地难以开发利用^[29]。2014年末户籍总人口9 159.1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6 465.1万人, 占总人口70.59%, 非农业人口2 694万人, 占总人口29.41%。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 536.66亿元, 人均GDP 35 128元,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 531.05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13 962.41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11 043.20亿元, 三产就业结构为39.50:26.40:34.10。

依据《四川省“十二五”规划纲要(2011-2015年)》及地理区位特点, 本文将四川分为川中平原区、川南丘陵区、川东北丘陵区、川西北高原区、攀西地区5个区域。川中平原区包括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5市, 川南丘陵区包括宜宾、自贡、泸州、内江、乐山5市, 川东北丘陵区包括南充、遂宁、达州、广安、巴中、广元6市, 川西北高原区包括甘孜、阿坝2个州, 攀西地区包括攀枝花市、凉山州、雅安市3个市州(图 2)。

4 结果与分析 4.1 四川省各地区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现状

各市州农村人口、土地和经济发展指数呈现不均衡特点, 差异较大(表 3), 2000-2014年各市州人口发展指数发展较为稳定, 无明显波动, 土地、经济发展指数有较大波动, 总体呈上升趋势。2014年, 成都、攀枝花市农村人口发展指数较高, 分别为0.998、0.872, 其中攀枝花市人口发展指数较高, 而土地和经济发展指数却较低, 协调发展度为0.492, 处于勉强协调过渡阶段。这是因为攀枝花市矿产、水力和农业资源丰富, 综合竞争力较高, 且是四川地级市中唯一城镇人口多于农村人口和劳动输入的城市, 2014年城镇化率64.03%, 居四川第2, 仅次于成都(70.37%)^[30], 其城市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阶段, 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高, 因此农村人口发展指数较高; 而其丰富的矿产等自然资源使得第二产业在三产中占有较大比例, 农业发展相对落后, 2014年攀枝花市农业产值比例仅为3.33%, 因此农村土地和经济发展指数较低。

各市州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存在较大差异, 优质协调发展与严重失调衰退共存(表 4)。如成都市系统间的协调发展度已达到优质协调发展水平, 而甘孜州为严重失调衰退水平。这是因为甘孜州为少数民族集聚地, 城镇化水平低, 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大, 人民生活水平较低, 且畜牧业较为发达, 土地利用方式较粗放, 农业总产值在三大产业中所占比例不大。2014年甘孜州人口、土地和经济发展指数分别为0.001、0.084和0.272, 与全省平均值(0.412、0.470、0.420)相差较大, 与成都市(0.952、0.701、0.711)差距悬殊, 可以看出甘孜州农村人口和土地发展水平相比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滞后, 影响了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

运用SPSS 22.0统计软件分别对各市(州)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间的协调发展度、综合评价指数和耦合度进行相关性分析, 发现协调发展度与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在置信度0.01时均显著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0.864和0.831, 综合评价指数和耦合度较高的市州其协调发展度也较高, 且协调发展度介于耦合度和综合评价指数之间, 受二者变化影响。如成都市综合评价指数和耦合协调度均很高, 分别为0.779和0.912, 其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间的协调发展度为0.843, 达到优质协调发展水平。主要是因为:成都是四川省会城市, 在资金和政策方面都有一定倾斜, 使得农村人口、土地和经济都有较高发展程度, 农村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高; 成都属平原地区, 地势平坦、气候适宜、水系发达, 有利于农业发展; 成都市能够凭借其地理区位优势, 聚集人才、技术、交通、市场等要素, 方便农产品生产、运输和销售。其他市州协调发展度相对较低, 主要是因为综合发展指数与耦合度相差较大。

整体来看, 四川省各市州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的耦合度和综合评价指数差别较大, 说明各市州间各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程度和发展程度不一。2014年四川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度多为良好协调发展等级(0.6≤D < 0.8), 还有一部分为勉强协调过渡等级(0.4≤D < 0.6)。按照耦合协调评价标准, 将各地州市的协调发展度分为5类地区:严重失调衰退区(甘孜州)、轻度失调衰退区(凉山州)、勉强协调过渡区(攀枝花市、广元市、广安市、达州市、雅安市、巴中市、阿坝州)、良好协调发展区(自贡市、泸州市、德阳市、绵阳市、遂宁市、内江市、乐山市、南充市、眉山市、宜宾市、资阳市)、优质协调发展区(成都市)。

4.2 四川省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时空差异 4.2.1 协调发展时序变化特征

从图 3可知, 整体而言, 四川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时序变化较大, 主要体现在轻度失调衰退区和勉强协调过渡区减少, 良好协调发展区增多, 优质协调发展区和严重失调衰退区均无变化。2000年轻度协调衰退区有3个(泸州市、宜宾市、凉山州), 2014年减少到1个, 泸州市和宜宾市均发展成为良好协调发展区, 与2000年相比两市土地、经济发展指数均有增加, 人口发展指数均有减少, 但三者发展指数更为接近, 相互耦合作用较好, 所以协调发展度呈良好发展趋势。2000年勉强协调过渡区和良好协调发展区分别占总数的61.90%和14.29%, 勉强协调过渡区占主导地位, 到2014年则分别占总数的33.34%和52.38%, 良好协调发展区占主导地位。

近年来农村土地政策改革对盘活土地存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有积极作用, 城乡一体化建设同时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 使农村土地和经济发展指数均有增加。人口发展指数变化不大, 甚至呈下降趋势, 这是因为农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真正提高, 城镇化率和就业结构变化不明显,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换算成1990年可比价后, 增加较少甚至减少, 可见农民生活质量提高仍是目前农村工作所需关注的重点。

4.2.2 协调发展空间差异

四川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川中平原区、川南丘陵区、川东北丘陵区、攀西地区、川西北高原区。从协调发展度的空间特征来看, 较高地区主要分布在平原、丘陵区, 山地、高原等自然地理条件较差的区域则相对较低, 呈现出川中、川南、川东北协调发展度较高, 川西北、攀西协调发展度较低的特点, 这与四川实际情况基本吻合。

川中平原区自然资源、地理区位条件好, 交通发达, 省会城市成都良好的经济基础对周围城市产生集聚效应, 给产业、经济发展带来优势, 促进人口、土地、经济发展, 因此其农村人口、土地、经济发展指数在五区均最高。川南丘陵区近年来农村土地、经济发展趋势较快, 已达到良好协调发展水平。川东北丘陵区农村人口、土地发展相对较弱, 除南充、遂宁市处于良好协调发展阶段, 其余均为勉强协调过渡类。因为两市在川东北城市群中处于成渝两小时经济圈重要节点, 有较大地理区位优势, 对农村土地、经济发展有一定优势。川西北高原区、攀西地区受自然、地理区位等条件影响, 农村人口、土地、经济发展指数本身不高, 综合评价指数较小且差异较大, 导致系统间相互作用程度减弱, 耦合度下降, 故协调发展度低。

5 讨论与结论

本文选取四川省2000年以来4个阶段的截面数据对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进行研究, 以期为四川省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研究结果表明, 2000-2014年四川省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的区域差异较为显著, 系统协调发展的时序变化较大, 总体呈良好发展态势, 对不同区域人口、土地、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 有利于相关部门因地制宜地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与前人研究相比, 本文构建了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 并进一步界定和阐释了系统的外延和内涵; 依据人口、土地、经济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分析了四川各市(州)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的时空演变特征; 有助于丰富农村地区的相关理论研究, 对于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数据分析时间间隔较短, 可能导致协调发展差异特征不够明显, 且研究未能考虑四川省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区位特征等方面影响, 而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 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 在指标选取过程中不仅要考虑与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相关指标, 还应结合交通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禀赋、人口文化素质、相关政策机制等条件进行分析, 但是由于以上概念较为抽象, 量化存在一定困难, 是未来研究需努力的方向。如何切实协调好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的发展, 应明确农村人口、土地、经济发展环节的薄弱之处, 适当实施倾斜性的政策扶持, 确保相对落后地区在资金、人才、技术支持上有一定保障。

通过对四川省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 2014年四川省各市州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表现为优质协调发展与严重失调衰退共存。各市州协调发展度分区可分为严重失调衰退区(甘孜州)、轻度失调衰退区(凉山州)、勉强协调过渡区(攀枝花市、广元市、广安市、达州市、雅安市、巴中市、阿坝州)、良好协调发展区(泸州市、德阳市、绵阳市、遂宁市、内江市、乐山市、南充市、眉山市、宜宾市、资阳市、自贡市)、优质协调发展区(成都市)。

2) 各市州农村人口-土地-经济发展指数呈不均衡特征, 系统间协调发展度与综合评价指数和耦合度在置信度0.01时显著相关, 综合评价指数和耦合度较高的地区, 其协调发展度也较高。从时间特征看, 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时序变化较大, 轻度失调衰退区和勉强协调过渡区有所减少, 良好协调发展区域增多, 优质协调发展区和严重失调衰退区均无变化。从空间特征看, 协调发展度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平原、丘陵地区, 山地、高原等自然地理条件较差的区域其协调发展度则较低, 呈现出川中平原区、川南丘陵区、川东北丘陵区协调发展度较高, 川西北高原区、攀西地区协调发展度较低的特点。

3) 目前四川农村土地发展已有了较大成效, 对于促进土地规模化利用和人口、产业结构调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而农村农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加快人口城镇化、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发展是未来需要努力的重要方向。具体可从以下3点着手:第1, 从建立统一居住制度、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和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等方面入手, 加速人口城镇化, 让农民共享城镇化福利。第2, 引入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 形成溢出效应, 增加就业, 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 加速经济增长。第3, 对经济相对落后农村地区进行产业扶持, 并依靠互联网进行特色农产品销售, 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并且满足消费者绿色健康的消费理念, 从而达到双赢。

4) 农村人口、土地、经济发展存在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关系, 对于协调发展度较高的平原和丘陵区, 应注重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耕地资源保护, 避免给区域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压力; 对于协调发展度较低的高原和山地区, 应发挥区域特色, 可通过开发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和产业, 带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同时继续保持优势协调发展区的发展, 推进协调发展度较低的劣势区域, 并以科技为支撑, 政策为导向, 农业现代化为基础, 鼓励农村地区人口、土地、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