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河南理工大学土地经济与城乡发展研究中心 焦作 454000
2. Research Centre of Land Economy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0, China
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赤字的测度是核算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的基础, 影响着耕地保护区际经济补偿机制的构建以及区际经济补偿接受区和给付区的确定。张效军等[1-2]依据粮食安全法, 通过计算各地的耕地生产力和粮食消费量, 提出了根据粮食自给率来划分耕地盈余/赤字区的思路。粮食安全法仅考虑了耕地数量和质量情况, 未对耕地的生态价值进行明确度量。随后, 吴泽斌等[3]依据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损失和基于区域粮食安全所折算的耕地盈余或赤字量, 进行了耕地保护区域间的经济补偿标准测算。毋晓蕾等[4]提出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盈余/赤字面积及其折算系数测算方法,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耕地保护经济标准测算方法。曹瑞芬等[5-6]采用粮食安全法分别从县级层面和国家层面划分耕地盈余/赤字区。此外, 周小平等[7]和王苗苗等[8]依据人均耕地阈值分别从全国和省级层面划分耕地盈余/赤字区。曹瑞芬等[9]综合考虑耕地的数量、质量和生态属性, 并据此采用Jenks自然断裂点法界定了县级层面耕地保护补偿关系, 为研究耕地保护区际经济补偿分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由于生态足迹模型可以清晰分析不同国家或区域之间消费的生态赤字和盈余[10-13], 近年来, 一些学者以耕地生态承载力为切入点, 通过构建耕地生态足迹模型, 以此划分耕地保护区际经济补偿区域。马爱慧等[14]综合运用生态服务价值和生态足迹的理论和方法, 测算了武汉经济圈和长株潭经济圈的土地生态盈余/赤字量。施开放等[15]和曹瑞芬等[16]则分别从市级和全国层面测算了耕地的生态盈余/赤字。
以上研究多从全国和个别区域层面上对耕地保护的外部性盈余/赤字贡献进行了测度和分区, 但从全国、省级等多层面上对比分析特定区域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赤字的研究则有待深化。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和耕地利用情况差异较大, 同时, 耕地保护外部性作用边界具有多层次性, 因此以典型区域 (市级区域) 为研究区域, 分别测算其在多层次边界下耕地保护现实外部性盈余/赤字, 可为制定全国-省-市一体化的耕地保护区际经济补偿标准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 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此, 本文在提出耕地保护外部性多层次作用边界概念的基础上, 构建了省级边界和全国边界下典型区域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赤字测度模型, 并以河南省18个地市为研究区域, 开展了省级边界和国家级边界下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赤字测度实证对比分析。
1 方法模型与数据来源 1.1 理论方法与模型 1.1.1 耕地保护外部性多层次作用边界概念模型的提出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耕地保护外部性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本研究采用牛海鹏[17]对耕地保护外部性内涵的界定, 即未能纳入到耕地利用和保护主体收益之中的基于耕地生态系统服务所产生的生态社会效益, 是由多个单项效益类型构成的一个有机的外部效益体系。
由于特定区域 (包括粮食主产区) 耕地保护外部性具有显著的跨区域性特征 (外溢性), 在量化分析某一典型区域耕地保护总体外部性和区际外部性时, 需将该典型区域与其他同级区域统一纳入到上级区域进行, 此时该上级区域边界可视为耕地保护外部性作用边界。外部性作用边界可以是具有自然特征的边界线 (如流域边界等), 也可以是具有社会经济特征的边界线 (如行政区划界)。基于研究资料获取的便利性以及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运行的可行性, 在进行耕地保护外部性界定分析时, 以行政区划为单元, 以规划指标约束下的耕地保有量为基础进行分析。特定区域若为市级行政区划单位, 在进行耕地保护外部性量化和经济补偿时, 可将特定区域纳入省、国家范围内进行测度, 此时省级区划界和国界即为外部性作用边界。因此, 耕地保护外部性具有多层次作用边界特征, 其概念模型如图 1所示。在外部性作用边界下, 耕地保护外部性的外溢性仅发生在外部性边界内同级区域之间, 特定区域耕地保护区际外部性大小是指将粮食主产区统一纳入到上级区域的区际外部性净盈余量。
区际外部性是不同年份特定区域耕地保护外部性需求与供给的差异, 即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赤字, 耕地保护区际外部性量化模型为:
${{\overset{\lower0.5em\hbox{$\smash{\scriptscriptstyle\frown}$}}{T}}_{粮食主产区}}\text{= }{{T}_{粮食主产区}}-{{\bar{T}}_{粮食主产区}}$ | (1) |
${{\bar{T}}_{粮食主产区}}\text{= }\frac{T\times {{Q}_{粮食主产区}}}{Q}$ | (2) |
式中:
特定区域所在上一级区域某一年度耕地保护的总体外部性 (T) 的测算模型可表示如下:
$T=\sum{(S\times E})\Rightarrow \sum\limits_{j=1}^{n}{({{S}_{j}}}\times {{E}_{j}})\Rightarrow \sum\limits_{i=1}^{m}{\sum\limits_{j=1}^{n}{({{S}_{ij}}}}\times {{E}_{ij}})=\sum\limits_{i=1}^{m}{{{T}_{i}}}$ | (3) |
式中: E表示特定区域所在上一级区域单位面积耕地平均总体外部性 (元×hm-2); S表示特定区域所在上一级区域耕地面积 (hm2); j表示耕地质量级别, j=1, 2, …, n; Ej表示特定区域所在上一级区域j级别单位面积耕地总体外部性 (现实值)(元∙hm-2); Sj表示特定区域所在上一级区域内j级别耕地面积 (hm2); i表示与该特定区域同级的次级区域单位数量, i=1, 2, …, m; Eij表示第i个次级区域内j级别单位面积耕地总体外部性 (元∙hm-2); Sij表示第i个次级区域j级别耕地质量面积 (hm2); Ti表示与该特定区域同级的第i个次级区域耕地保护的总体外部性 (元)。
单位面积耕地总体外部性现实值可在基于综合方法 (当量因子法、替代/成本法) 的耕地保护外部性理论值量化的基础上, 以表征支付意愿和能力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系数作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调整系数进行耕地保护外部性现实值的测算[17-18]。
1.1.3 全国边界下典型区域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赤字测度方法与模型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和耕地利用情况差异较大, 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测度单位面积耕地保护外部性应用价值较弱, 而测算全国边界下典型区域 (如粮食主产市) 耕地保护现实外部性盈余/赤字 (可作为区际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 则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
全国边界下典型区域 (粮食主产县、粮食主产市和粮食主产省) 耕地保护现实外部性盈余/赤字测算公式如下:
${{Q}_{m}}={{L}_{m}}\times P$ | (4) |
式中:
第m个典型区域在全国边界下标准耕地盈余/赤字面积 (
${{L}_{m}}=\text{B}{{\text{L}}_{m}}-\text{B}{{\text{Y}}_{m}}$ | (5) |
$\text{B}{{\text{Y}}_{m}}=\frac{\text{R}{{\text{K}}_{m}}\times F}{CL}$ | (6) |
式中:
第m个典型区域标准耕地保有量 (面积)(BLm) 计算公式:
$\text{B}{{\text{L}}_{m}}=\sum\limits_{j=1}^{n}{(Y{{L}_{mj}}\times {{\omega }_{j}})}$ | (7) |
式中:
典型区域所在省级区域内第j等耕地质量调整系数 (
${{\omega }_{j}}=\frac{{{D}_{j}}}{\sum\limits_{j=\text{1}}^{n}{({{D}_{j}}\times {{\mu }_{j}})}}$ | (8) |
式中:
社会经济数据的来源和处理:文中所采用的人口数量、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等经济社会数据均来源于2013年《河南统计年鉴》。为了数据获取的便利性, 其中农业从业人数取第一产业从业人数; 农产品价格数据、粮食作物的产值和费用、农产品生产的物质与技术服务费用来源于相应年份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在具体运用时以“三种粮食作物”代替粮食作物的产值和费用; 农村最低社会保障标准依据国务院扶贫办历年发布的全国贫困线标准, 取全国低收入贫困线标准上限。
耕地数据和耕地质量级别调整系数的来源和处理:耕地数据基于第二次土地调查后的耕地变更数据; 耕地质量等级选择农用地利用等别, 因为农用地利用等不仅考虑了农用地自然质量条件, 而且考虑了农用地利用条件, 反映了不同土地单元实际产出的差异。耕地质量级别调整系数可基于2012年河南省农用地分等成果补充完善相关数据, 首先计算出河南省各等别国家级农用地利用等指数平均值和河南省全域内农用地利用等平均等指数, 然后以各等别国家级农用地利用等指数平均值除以河南省全域内农用地利用等平均等指数, 计算出河南省4~12等的耕地质量级别调整系数分别为1.43、1.31、1.18、1.06、0.93、0.81、0.68、0.56和0.44。
2 多层次边界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赤字测度 2.1 研究区域概况河南省界于31°23′~36°22′N, 110°21′~116°39′E, 地处中国中东部, 现有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平顶山市、安阳市、鹤壁市、新乡市、焦作市、濮阳市、许昌市、漯河市、三门峡市、南阳市、商丘市、信阳市、周口市、驻马店市和济源市18个省辖市。土地总面积约16.57万km2, 2012年耕地面积为815.68万hm2,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49.45%, 集中分布在黄淮海平原、南阳盆地及豫北、豫西山前平原。河南省为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 粮食总产量占到全国的1/10, 其中小麦超过1/4。河南省农用地 (耕地) 自然等别介于5~11等, 利用等级介于4~12等, 经济等级介于4~11等。总体上, 高等别耕地主要分布在豫北山前平原、豫东平原和南阳盆地, 太行山地、伏牛山地和大别山地等区域耕地质量较低。
2.2 省级边界下各地市及全省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赤字测度首先运用牛海鹏等[17-19]提出的基于综合方法 (当量因子法、替代/成本法) 的耕地保护外部性现实值量化模型, 测度出2012年省级边界下河南省不同耕地质量等别下的单位面积耕地保护外部性现实值。测度结果显示, 2012年河南省单位面积耕地保护外部性现实值从耕地质量等别12等的4 579.1元∙hm-2提高到4等的15 045.6元∙hm-2, 表明耕地质量高低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影响单位面积耕地保护外部性大小的决定性因素 (表 1)。
然后在省级边界下, 将各地市统一纳入到河南省范围内, 依据公式 (1)、公式 (2) 和公式 (3), 可测算出不同地市区域耕地保护外部性总和以及耕地保护现实外部性盈余/赤字, 具体如表 2、表 3所示。测算结果表明, 南阳市耕地保护现实外部性最大, 为106.63亿元; 其次为驻马店市和周口市, 分别为95亿元和94.25亿元; 最小的为济源市, 仅为4.49亿元。从外部性盈余/赤字看 (表 3), 开封市、鹤壁市、新乡市、濮阳市、南阳市、商丘市、信阳市、周口市、驻马店市等9市属于耕地保护现实外部性盈余地市, 属于区际补偿接受区; 郑州市、洛阳市、平顶山市、焦作市、安阳市、许昌市、漯河市、三门峡市、济源市等9市属于耕地保护外部性赤字地市, 属于区际补偿输出区。
根据外部性盈余/赤字程度, 将盈余大于20亿元、盈余介于10亿~20亿元、盈余介于0~10亿元分别界定为高度盈余型、中度盈余型、轻度盈余型, 将赤字0~10亿元、赤字10亿~20亿元、赤字大于20亿元分别界定为轻度赤字型、中度赤字型和高度赤字型。则高度盈余型区域包括驻马店市, 中度盈余型区域包括南阳市、信阳市, 轻度盈余型区域包括开封市、鹤壁市、新乡市、濮阳市、商丘市和周口市6市, 轻度赤字型区域包括安阳市、焦作市、许昌市、漯河市、三门峡市和济源市6市, 中度赤字型区域包括洛阳市、平顶山市, 高度赤字型区域包括郑州市 (表 3)。
2.3 全国边界下河南省各地市及全省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赤字测度 2.3.1 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确定曹甲伟[20]认为安全人均粮食占有量是指能够满足人均粮食需求的人均粮食供给量, 即有效粮食供给量。人均粮食占有量400 kg的粮食安全线在2010年左右依然有效, 2015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20 kg, 2020年应为440 kg。世界粮食及农业组织认为, 一个国家人均粮食年占有量达400 kg为安全, 低于400 kg可能会危及粮食安全[21]。胡守溢[22]指出当人均年占有粮食低于370 kg时, 工业用粮紧张, 引起副食品供给减少, 导致居民生活用粮价格上升, 引起粮食供应紧张; 当人均年占有量达到并超过370 kg时, 粮食供求基本平衡, 价格稳定, 市场稳定。因此, 将人均占有粮食400 kg为安全, 人均占有粮食370 kg为基本安全。康晓光[23]根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对1990—2050年中国的人口与经济增长的预测推导出2000—2030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为376 kg。孙复兴等[24]基于评价指标体系预测到2010年人均需求总量为420 kg, 到2030年人均需求总量达到450 kg。卢艳霞[25]认为人均粮食占有量最低水平、中等水平和较高水平可分别确定为380 kg、400 kg和420 kg。
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895.7亿kg, 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35 kg; 2012年河南省粮食总产量为563.86亿kg, 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535 kg, 远高于全国平均值。从1993—2012年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看, 从1993年的385 kg提高到2012年的435 kg, 总体处于递增趋势, 但期间处于不稳定状态, 其中2003年下降到期间最低值333 kg (图 2)。从1993—2002年期间分段平均值看 (图 2), 20年 (1993—2012年)、15年 (1998—2012年)、10年 (2003—2012年)、5年 (2008—2012年) 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分别为386 kg、385 kg、389 kg和413 kg, 总体上稳定在380~410 kg区间。依据人均粮食占有量区间平均值的稳定性, 结合2012年河南省、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以及相关研究成果, 本研究将人均粮食消费占有量确定4类标准:低标准为380 kg, 中标准为400 kg, 较高标准为420 kg, 高标准为435 kg。
耕地自然质量等指数是指按照标准耕作制度所确定的各指定作物, 在耕地自然质量条件下, 所能获得的按产量比系数折算的基准作物产量指数。该指数考虑了耕地的水文条件、土壤条件、地形条件、农田基本建设条件、作物光温 (气候) 生产潜力、基准作物与指定作物之间的产量比系数, 具有全省可比性。依据自然质量等指数所划分的耕地自然质量等别是实际存在的、稳定的、有比较明确的且可以辨别的自然分界线的单元。耕地利用等指数是指按照标准耕作制度所确定的各指定作物, 在耕地自然质量条件和农用地所在的土地利用分区的平均利用条件下, 所能获得的按产量比系数折算的基准作物产量指数。依据耕地利用等指数所划分的耕地利用等不仅考虑了耕地自然质量条件, 而且考虑了耕地利用条件, 反映了不同土地单元实际产出的差异。耕地经济等指数是在耕地利用等指数的基础上经过土地经济系数修订而得, 考虑了耕地自然质量条件、耕地利用条件以及土地投入产出情况。因此依据耕地经济等指数划分的耕地经济等别不但受自然质量、利用水平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受土地利用效益的影响较大。因为利用水平的高低没有考虑投入成本, 而利用效益则是单位投入下的产出 (粮食产量)。
基于对耕地自然质量等、耕地利用等、耕地经济等内涵分析, 耕地利用等别不仅考虑了耕地自然质量条件, 而且考虑了耕地利用条件, 反映了不同土地单元实际产出的差异。因此依据公式 (8), 采用耕地利用等别计算耕地级别质量调整系数 (表 4)。
依据公式 (4)、(5)、(6) 和 (7), 结合各地市统计耕地面积及其等别、人口数量、省级区域内单位面积标准耕地粮食产量 (考虑经济作物需求下的耕地粮食作物平均产量, 本研究取6913 kg∙hm-2) 以及耕地质量级别 (利用等) 调整系数和人均粮食消费量标准, 测算出各地市标准耕地面积 (表 5) 及其在全国边界下耕地保护外部性现实值 (表 6)。表 5显示, 洛阳市、平顶山市、三门峡市、南阳市、信阳市、驻马店市和济源市7市转换后标准耕地面积小于统计耕地面积, 表明7市耕地平均质量低于全省耕地平均质量; 郑州市、开封市、安阳市、鹤壁市、新乡市、焦作市、濮阳市、许昌市、漯河市、商丘市、周口市等11市转换后标准耕地面积大于统计耕地面积, 表明该11市耕地平均质量高于全省耕地平均质量。
表 6显示, 在人均粮食消费量380 kg、400 kg、420 kg和435 kg的标准下, 河南省标准耕地保护义务量分别为5794821 hm2、6099812 hm2、6404803 hm2和6633545 hm2, 标准耕地盈余量分别为2361949 hm2、2056958 hm2、1751967 hm2和1523225 hm2, 全国边界下耕地保护区际外部性现实值 (区际经济补偿额) 分别为248.42亿元、216.34亿元、184.27亿元和160.21亿元, 均处于盈余状态。从各地市看 (图 3), 南阳市、信阳市、驻马店市、开封市、安阳市、鹤壁市、新乡市、焦作市、濮阳市、许昌市、漯河市、商丘市、周口市13市在人均粮食消费量380 kg、400 kg、420 kg和435 kg的标准下, 全国边界下耕地保护区际外部性现实值也均处于盈余状态, 郑州市、洛阳市均处于赤字状态; 平顶山市在人均粮食消费量380 kg标准下处于盈余状态, 在400 kg、420 kg和435 kg的标准下则处于赤字状态; 三门峡市在人均粮食消费量380 kg和400 kg标准下处于盈余状态, 在420 kg和435 kg的标准下则处于赤字状态; 济源市在人均粮食消费量380 kg、400 kg和420 kg标准下处于盈余状态, 仅在435 kg的标准下处于赤字状态。
在省级边界下, 河南省18个地市中合计有开封市、鹤壁市、新乡市、濮阳市、南阳市、商丘市、信阳市、周口市、驻马店市等9市属于耕地保护现实外部性盈余地市, 郑州市、洛阳市、平顶山市、焦作市、安阳市、许昌市、漯河市、三门峡市、济源市等9市属于耕地保护外部性赤字地市。从整体上看, 东北部 (濮阳市、鹤壁市、新乡市、开封市、商丘市、周口市) 为轻度盈余区, 西南部 (驻马店市、南阳市、信阳市) 为中高度盈余区 (其中驻马店市为高度盈余区, 南阳市和信阳市为中度盈余区), 高度盈余率、中度盈余率和轻度盈余率的平均盈余率分别为30.87%、15.41%和7.80%;西北部, 郑州市为高度赤字区, 洛阳市和平顶山市为中度赤字区, 焦作市、安阳市、许昌市、漯河市、三门峡市和济源市为轻度赤字区, 高度赤字率、中度赤字率和轻度赤字率的平均赤字率分别为41.95%、28.16%和12.56%。
在全国边界内, 不同的人均粮食消费量标准下, 河南省各地市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赤字不同。整体表现为随着人均粮食消费量标准的提高, 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区数量比重降低、赤字区数量比重加大。在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80 kg、400 kg、420 kg和435 kg标准下, 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市数量分别为16个、15个、14个和13个, 其数量占比分别为88.89%、83.33%、77.78%和72.22%。
3.1.2 多层次作用边界下河南省各地市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赤字空间分布差异性明显同一地市在不同边界下的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赤字不同。具体表现为: ① 同一地市从省级边界到全国边界下耕地保护外部性赤字减弱, 如郑州市和洛阳市。② 同一地市从省级边界到全国边界下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增强。如:开封市在省级边界下耕地保护外部性处于轻度盈余区, 但是在全国边界下 (不同的人均粮食消费量标准下) 均处于中度盈余区。新乡市、商丘市和周口市在省级边界下均处于轻度盈余区, 但在人均粮食消费量380 kg和400 kg标准下处于高度盈余区, 在420 kg和435 kg标准下处于中度盈余区; 商丘市在不同标准下则均处于高度盈余区; 周口市在人均粮食消费量380 kg、400 kg和420 kg标准下处于高度盈余区, 在435 kg标准下处于中度盈余区; 南阳市和信阳市在省级边界下均处于中度盈余区, 在全国边界下 (不同人均粮食消费量标准下) 则处于高度盈余区。③ 同一地市在省级边界到全国边界下, 由耕地保护外部性赤字转变为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安阳市、焦作市、许昌市、漯河市和济源市在省级边界下均处于赤字区, 在全国边界下 (不同人均粮食消费量标准下) 则处于盈余区 (济源市仅在人均粮食消费量435 kg标准下处于轻度赤字区)。
3.2 政策建议 3.2.1 科学界定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接受区和给付区, 制定区域差别化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赤字的测度是核算耕地保护区际经济补偿标准的前提, 影响着耕地保护区域经济补偿机制的构建。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一方面, 同一边界下不同地市的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赤字差异性明显; 另一方面, 不同边界下同一地市的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赤字差异性明显。可见, 多层次作用边界下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赤字分布的空间差异性, 制约着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接受区 (盈余区) 和给付区 (赤字区) 的界定, 进而影响着耕地保护区际经济补偿标准的核算。因此, 应依据多层次作用边界下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赤字分布的空间差异性, 科学界定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接受区和给付区, 制定区域差别化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
3.2.2 加强多层次作用边界下耕地保护外部性量化及尺度效应研究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基础是耕地的社会、生态效益具有的正外部性, 并且一个区域的正外部性也会对其他区域产生影响。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区的社会、生态效益除了供本区域享用以外, 也提供给耕地保护外部性赤字区享用。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某一特定盈余区的外部性在不同尺度上的影响程度不同。本文以行政区划界为边界线探讨了省级边界和全国边界下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赤字, 后期还应从流域边界和主体功能区划界等尺度关联与尺度转换视角进行测算和分析。再者, 由于在外部性测算时, 设定外部性边界之内所产生的生态社会效益为区内主体全部使用, 而实际上部分生态效益为区外主体享有。但是, 目前对“外溢”的耕地保护外部性在度量上比较困难。未来应进一步对现有模型进行优化, 加强多层次作用边界下耕地保护外部性量化及尺度效应的研究。
3.2.3 结合主体功能区划, 构建多层次一体化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体系, 明确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如前所述, 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赤字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如:在省级边界下, 河南省耕地保护外部性赤字区主要分布在以工业为主的郑州市、洛阳市、平顶山市等重点开发区, 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区主要分布在信阳市、南阳市和驻马店市等农产品主产区。随着人均粮食消费量标准的提高和耕地非农化速度的日益加快, 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区所承担的耕地保护责任愈发重要。依据区域公平和利益协调原则, 应对利益受损主体 (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区) 进行合理补偿, 避免由于单方牺牲而拉大贫富差距。因此, 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的构建, 应依据耕地保护外部性盈余/赤字的空间分布规律, 结合主体功能区划, 明确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 |
张效军, 欧名豪, 高艳梅.
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07(12): 47–55.
Zhang X J, Ou M H, Gao Y M. Study on the region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cultivated land preservation[J]. China Soft Science, 2007(12): 47–55. DOI:10.3969/j.issn.1002-9753.2007.12.008 |
[2] |
张效军, 欧名豪, 李景刚, 等.
中国区域耕地赤字/盈余预测[J]. 经济学家, 2006(3): 41–48.
Zhang X J, Ou M H, Li J G, et al. Estimating deficits/surplus of the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s different regions[J]. Economist, 2006(3): 41–48. |
[3] |
吴泽斌, 刘卫东.
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区域经济补偿标准测算[J]. 自然资源学报, 2009, 24(12): 2076–2086.
Wu Z B, Liu W D. Assessment on compensation for external benefit in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from the consideration of regional grain security[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9, 24(12): 2076–2086. DOI:10.11849/zrzyxb.2009.12.005 |
[4] |
毋晓蕾, 汪应宏, 陈常优.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测度研究——以河南省为例[J]. 经济经纬, 2014, 31(6): 19–23.
Wu X L, Wang Y H, Chen C Y. Economic compensation standard measurement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A case in Henan Province[J]. Economic Survey, 2014, 31(6): 19–23. |
[5] |
曹瑞芬, 张安录.
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及跨区域财政转移机制——基于地方政府经济福利视角的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10): 132–138.
Cao R F, Zhang A L. Compensation standard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mechanism of transregional fiscal transfer paymen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government economic welfar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5, 25(10): 132–13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10.018 |
[6] |
曹瑞芬, 张安录.
主体功能区划框架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以湖北省为例[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4): 98–104.
Cao R F, Zhang A L. Zoning of economic compensation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under framework of main function zones-A case study in Hubei Province[J].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4(4): 98–104. |
[7] |
周小平, 宋丽洁, 柴铎, 等.
区域耕地保护补偿分区实证研究[J]. 经济地理, 2010, 30(9): 1546–1551.
Zhou X P, Song L J, Chai D, et al. Empirical research on zoning of externalities compensation for regional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30(9): 1546–1551. |
[8] |
王苗苗, 罗灵岭, 彭志刚.
湖南省耕地保护补偿分区实证研究[J]. 内蒙古农业科技, 2011(5): 31–33.
Wang M M, Luo L L, Peng Z G. Empirical research on com-pensation for farmland preservation zoning in Hunan Prov-ince[J].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5): 31–33. |
[9] |
曹瑞芬, 张安录, 蔡银莺.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及财政转移支付——以湖北省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12): 14–22.
Cao R F, Zhang A L, Cai Y Y. Economic compensation partition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fiscal transfer payment:Take Hubei Province as exampl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24(12): 14–22.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2.003 |
[10] |
徐中民, 张志强, 程国栋.
甘肃省1998年生态足迹计算与分析[J]. 地理学报, 2000, 55(5): 607–616.
Xu Z M, Zhang Z Q, Cheng G D. The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Gansu Province[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0, 55(5): 607–616. DOI:10.11821/xb200005010 |
[11] |
李怀恩, 谢元博, 史淑娟, 等.
基于防护成本法的水源区生态补偿量研究——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为例[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 39(5): 875–878.
Li H E, Xie Y B, Shi S J, et al. The research on the quantifica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Take the south-north water diversion centre line project for example[J].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09, 39(5): 875–878. |
[12] | Wackernagel M, Onisto L, Bello P, et al. 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nations[R]. Commissioned by the Earth Council for the Rio+5 Forum. Toronto: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1997 |
[13] | Wackernagel M, Onisto L, Bello P, et al. National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with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concept[J].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9, 29(3): 375–390. DOI:10.1016/S0921-8009(98)90063-5 |
[14] |
马爱慧, 张安录.
跨区域土地生态补偿——以"两型社会"试验区为例[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10, 27(1): 14–18.
Ma A H, Zhang A L. Cross-regional 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An example of the experimental areas of resource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society[J].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anagement of Land and Resources, 2010, 27(1): 14–18. |
[15] |
施开放, 刁承泰, 孙秀锋, 等.
基于耕地生态足迹的重庆市耕地生态承载力供需平衡研究[J]. 生态学报, 2013, 33(6): 1872–1880.
Shi K F, Diao C T, Sun X F, et al. Ecological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Chongqing City based on cultivated land ecological footprint method[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3, 33(6): 1872–1880. |
[16] |
曹瑞芬, 张安录, 万珂.
耕地保护优先序省际差异及跨区域财政转移机制——基于耕地生态足迹与生态服务价值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8): 34–42.
Cao R F, Zhang A L, Wan K. Provincial differences in priority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mechanism of transregional fiscal transfer payment: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service valu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5, 25(8): 34–42. |
[17] |
牛海鹏. 耕地保护的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研究[D].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2010.
Niu H P. Study on the externalities and its economic com-pens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D]. Wuhan: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0 |
[18] |
牛海鹏, 张安录.
耕地利用生态社会效益测算方法及其应用[J]. 农业工程学报, 2010, 26(5): 316–323.
Niu H P, Zhang A L. Method of measuring ecological and social benefits of cultivated land and its application[J].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0, 26(5): 316–323. |
[19] |
牛海鹏, 张安录.
耕地保护的外部性及其测算——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J]. 资源科学, 2009, 31(8): 1400–1408.
Niu H P, Zhang A L. Externality and its calcul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A case study of Jiaozuo City[J]. Re-sources Science, 2009, 31(8): 1400–1408. |
[20] |
曹甲伟. 我国小康阶段安全人均粮食占有量研究[D].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3.
Cao J W. Research on secure per capita grain possession of China in the well off stage[D]. Beijing: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03 |
[21] | FAO. Potential population supporting capacities of land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R]. FPA/INT/513. Rome:FAO, 1982 |
[22] |
胡守溢.
国家粮食安全形势估计及成本分析[J]. 安徽农业科学, 2003, 31(5): 793–795.
Hu S Y.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its cost[J].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03, 31(5): 793–795. |
[23] |
康晓光.
2000-2050年: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及其全球影响[J]. 战略与管理, 1996(4): 37–48.
Kang X G. China's gra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ts global impact during 2000-2050[J].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1996(4): 37–48. |
[24] |
孙复兴, 黎志成.
关于构建我国粮食安全评估指标体系的思考[J]. 特区经济, 2005(4): 176–177.
Sun F X, Li Z C. Thinking on constructing China's food supplies secur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J]. Special Zone Economy, 2005(4): 176–177. |
[25] |
卢艳霞.
我国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Lu Y X. Research on 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 China[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