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确的农业文化遗产概念, 最早源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02年启动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按照该组织的定义,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指“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 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 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1]随着FAO“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实施以及中国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和评选, 学术界对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研究成果不断积累, 据此一些学者针对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取得的成果做了回顾和展望。如: Lu等^[2]围绕中国稻鱼共生系统的历史、生物多样性和复合性特征、在食物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保护策略等进行了梳理; 王思明等^[3]回顾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兴起的背景及各研究阶段的主要特征, 阐述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在研究重心、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等方面发生的变化, 指出了当前研究缺憾并提出今后须进一步加强研究的领域; Min等^[4]分别从基于文献的传统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和基于实践的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研究两个方面, 对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主要进展进行了较系统回顾; 角媛梅等^[5]从多学科角度总结了哈尼梯田的研究进展, 并初步提出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孙庆忠等^[6]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中国实践为线索, 就“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的推动进程和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 汪俊枝等^[7]分别对农业文化遗产内涵与范畴、农业文化遗产功能及其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3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 Sun^[8]、Tian等^[9]总结了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研究的主要内容, 并指出今后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研究可开展的工作; 张永勋等^[10]在收集国内外研究文献基础上, 分别从保护对象、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原因、保护途径3个方面, 对稻作梯田研究的进展进行了综述; 李明等^[11]从学术话语体系和学术共同体两个维度对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进行了回顾; 张永勋等^[12]通过文献统计方法, 对2005—2015年中国明确以“农业文化遗产”为主题的研究论文进行综合分析, 揭示了农业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和现状, 并提出未来研究重点; Jiao等^[13]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识别、保护和管理工作进展进行了总结, 一方面为制定未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政策提供依据, 另一方面则为其他国家了解中国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方面的努力提供机会; 闵庆文等^[14]分别从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特征、价值、保护政策与机制、发展途径等方面, 回顾了过去10多年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利用的主要成果, 并提出今后一段时间内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

毋庸置疑, 上述研究为促进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但从研究时段来看, 有的研究所采集的数据距今已有5~10年, 不能及时、全面反映近几年农业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发生的新变化; 从研究内容来看, 既有从整体角度也有从某种类型(如梯田、稻鱼共生系统)或某一视角(旅游开发、学术话语体系等)对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从研究方法来看, 几乎所有的研究均采用传统的内容分析或一般的描述统计, 无法从中发现研究议题之间的知识脉络和网络关系, 在直观性、可视化表达方面存在不足。有鉴于此, 本文基于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2006—2019年的文献数据(根据检索条件, 能够在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检索到的最早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文献发表于2006年), 通过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较系统考察和直观反映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现状、热点和前沿, 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http://www.cnki.net/)收录的核心期刊、CSSCI期刊和CSCD期刊以及Web of Science数据库(www.isiknowledge.com)收录的英文期刊。以“农业文化遗产” “Agricultural Heritage”为主题词进行检索, 检索日期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共获得相关文献418篇(其中, 中国知网数据库文献362篇, Web of Science数据库文献56篇), 经剔除重复、与主题不符、非学术性文章(含会议通知、书评、新闻报道、政策文件、领导讲话等)以及国外学者发表的文献(不包括中外学者共同发表的文献)后, 最终得到240篇有效文献(其中, 来自中国知网数据库文献210篇, 来自Web of Science数据库文献30篇), 以此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

1.2 研究方法

综合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和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前者基于表征科技文献作者分布的普赖斯定律以及确定某一学科论文在期刊中分布的布拉德福定律, 以数理统计等定量研究方法为基础, 客观评价和反映不同研究机构、著者等对某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历程^[15]; 后者借助CiteSpace.5.6.R2软件, 将CNKI数据库中选中文献导出为Refworks格式, 并命名为download(txt文件), 因CiteSpace软件无法分析来自不同数据库的文献, 故将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选中文献按分析要求手动输入download文件中, 时间跨度设置为“2006—2019”, 时间间隔设置为1年, 在此基础上, 分别选择Keyword、Author、Institution等作为分析对象, 并绘制相应的分析图谱, 不仅通过可视化手段呈现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 而且直观反映不同研究范畴间的内在联系, 进而为科学有效预测某一领域研究的发展动向和趋势提供科学依据^[16]。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文量分析

某一研究方向发文数量的变化可直观反映该研究在特定时间段内研究热点的变化, 是衡量该研究在该时间段内发展态势的重要指标, 对分析未来研究发展动态和趋势具有重要意义^[17]。根据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文献在历年分布数量的统计分析可知(图 1), 从2006—2019年, 中国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快速增长和平稳发展3个阶段。其中, 2006—2009年为该研究的初步探索阶段, 这一阶段, 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年均发文量仅为6篇, 但中国首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于2005年正式启动, 揭开了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序幕; 2010—2014年为该研究的快速增长阶段, 发文量逐年攀升, 由2010年的15篇增加到2014年的29篇, 如与前一阶段的2009年相比, 则增长了2.2倍, 主要原因在于2012年农业部开始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和认定工作, 不断加强组织领导、政策支持和典型宣传, 并于2014年1月成立了全国性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 进而推动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情; 2015—2019年为该研究的平稳发展阶段, 年发文量保持在23篇左右, 2016年最多为27篇, 总体呈稳步上升态势。

2.2 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献的核心和精髓, 通过关键词分析可大致把握某一研究领域的方向和热点, 一般认为, 某一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 表明其所代表的主题热点程度越高^[18]。借助CiteSpace. 5.6.R2软件绘制的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分布图谱(图 2)并结合文献统计分析(表 1)可知:农业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地、哈尼梯田、稻鱼共生系统、旅游开发、农业遗产等为该领域的核心词。其中, “农业文化遗产”出现的频次最高, 多达115次;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 “农业文化遗产地”等关键词分别以35、17、11的出现频次位列其后。

中心度作为判断某一研究领域热点方向的标准, 是指一个节点在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程度, 节点的关联性越大, 其中心度越高, 说明节点在该领域的重要性越强^[19]。且中心度大于0.1的关键词, 普遍被认为其在该研究领域的影响力较大^[20]。表 1中, 中心度大于0.1的关键词从大到小依次为: “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哈尼梯田” “农业文化遗产地” “旅游开发” “旅游资源” “农业遗产”和“价值”。

综合关键词出现频次和中心度两个指标的统计结果, 不难看出, 除“农业文化遗产”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地” “农业遗产” “哈尼梯田”所反映的具体研究内容不甚明确外,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重点研究领域(热点方向)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 即保护、旅游开发(旅游发展)和价值(评估或分析)。

2.3 发文作者分析

在文献计量分析中, 通常需要寻找核心作者以发现某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核心作者是指那些发文量较多、影响力较大的作者^[21]。本文依据普赖斯公式进行统计分析:

$ M = 0.749{N_{{\rm{max}}}}^{1/2} $

(1)

式中: M为核心作者发文数(篇), N_max为统计年限中发文量最多的作者的发文数(篇)。发文量≥M的作者即为核心作者^[22]。经统计, 农业文化遗产研究领域N_max=70, 将该数值代入式(1)中, 求得M≈6.3, 取M值为6, 即发文量在6篇及以上的作者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表 2)。

根据统计结果, 参与发表论文的作者总人数为256人, 核心作者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为3.9%, 总发文量为203篇, 占总发文篇数的84.6%, 符合普赖斯理论中“核心作者发文量占总发文数50%”的观点^[23]。

由图 3左上角的信息说明窗口可知: N=256, E=404, Density=0.012 4。其中, N为节点数, 表示此种参数组合下提取的作者数量; E为连线数, 表示作者间的合作程度, 连线越多表明作者间的合作关系越密切; Density表示网络密度^[24]。图 3中的连线数大于节点数, 说明在开展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中, 作者间的联系较多, 密度较高, 特别是以闵庆文、王思明等作者为中心点的合作研究网络最为紧密。

2.4 发文机构分析

通过对发文作者所属机构的统计分析可知, 本研究涉及的作者分布在98个机构中, 发文在4篇及以上的机构有16个(表 3)。其中, 发文最多的机构为中国科学院, 发文量共计123篇; 其次为南京农业大学, 发文量共计69篇。这种情况在图 4发文机构图谱中可得到相同反映, 图中节点圆圈大小和发文机构字号大小与发文机构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研究成果成正比关系, 节点越大表示该机构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方面的成果越丰富^[25]。同时, 由图 4还可以看出:目前, 尽管在全国已形成以中国科学院和南京农业大学为代表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但不同机构相互之间的合作研究在不断加强, 并逐渐形成一定的合作网络。

从某种程度上看, 研究机构的研究水平直接体现为其所在地域的研究水平, 而地域研究水平往往又与区域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密切相关^[26]。从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文献发文机构的地域分布来看(表 3), 16家发文机构中有8家地处北京, 占发文机构总数的1/2;有2家机构位于广州, 其他机构分别位于南京、福州、桂林、长沙、昆明、吉首等地。究其原因, 一方面北京、广州、南京作为全国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 教育、科研资源丰富, 通过良好的科研平台和申请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有较充足的资金和条件作保障; 另一方面, 一些研究机构本身素有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 如南京农业大学早在1955年就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农业遗产及农史研究机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 并创办了最早的专业性学术刊物《农业遗产研究集刊》; 为了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角度开展遗产保护的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于2006年成立了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并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启动、保护规划编制和研究项目申请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2.5 发文期刊分析

对刊发学术文献的来源期刊进行分析, 有助于了解该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群, 为学者选择文献发表平台、搜集相关资料提供指导^[27]。本文筛选出的240篇文献共分布于73种期刊, 载文4篇及以上的期刊共发文159篇, 占总发文量的66.3%(表 4)。其中, 《中国农史》以29篇载文量位居榜首, 其发文量显著高于其他期刊;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资源科学》分别以21、20篇的发文量紧随其后; 《世界农业》《中国生态农业学报》和《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分别载文16篇; 《农业考古》共载文10篇; 其余期刊的发文量则在5篇以下。

根据布拉德福定律, 将期刊刊载某学科领域的论文数量以递减顺序排列, 可把该学科领域的期刊分为核心区期刊、相关区期刊和非相关区期刊3种类型^[28]。其计算公式如下:

$ {r_0} = 2{\rm{ln}}({{\rm{e}}^E} \times Y) $

(2)

式中: r₀为核心区期刊数量, E为欧拉系数(E= 0.577 2), Y为当前领域最大载文量期刊的载文量。本研究Y=29, 通过计算可得r₀≈7.9, 按照四舍五入原则, 取r₀的值为8, 即处于核心区的期刊有8种, 分别为《中国农史》《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资源科学》《世界农业》《中国生态农业学报》《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农业考古》和《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它们是目前刊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成果的主要期刊, 反映出这些期刊的办刊宗旨及对刊发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成果的倾向性。事实上, 目前《中国农史》和《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均开辟有“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栏目, 《资源科学》和《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也定期不定期组织“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专辑”, 从而有效拓宽了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成果的交流、传播渠道。

2.6 研究案例地分析

个案研究和地域研究是农业文化遗产实证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240篇样本文献的统计结果表明, 有93篇文献结合具体案例地展开, 占文献总数的38.8%(表 5)。所选取的案例地共涵盖全国18个省(自治区), 但在空间分布上并不均衡, 出现频次最多的是云南省, 共26次; 其次为浙江省, 共18次; 江苏省和贵州省案例地出现的频次均为10次。究其原因, 一方面与这些省区的案例地较早被列入全球或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有关, 因而受到政府、学界和业界等的多方关注, 如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等; 另一方面, 上述案例地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的先行者、示范者, 从学术研究层面看, 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开展相关研究能为其他遗产地提供有益经验和借鉴。

2.7 研究方法分析

根据风笑天^[29]及李刚等^[30]对社会研究方法的分类, 将农业文化遗产文献的研究方法分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混合研究)3类。定性研究是进行非数字化考察和解释的过程, 其目的是发现研究议题内在的意义和关系, 主要应用于实地研究和历史研究; 定量研究是为描述和解释所反映的现象而使用数值表示和处理的一种方法^[31]; 混合研究则既有定性的个案研究, 又有定量的数值分析^[32]。通过对240篇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文献所使用研究方法的分类统计可知(表 6), 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的文献最多, 共197篇, 占文献总数的82.1%;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文献数量较少, 为26篇, 占文献总数的10.8%;而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的文献数量最少, 为17篇, 占文献总量的7.1%。可见, 学术界在运用不同研究方法进行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时, 目前仍以传统的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 定量研究和混合研究方法的使用相对有限。

3 结论与展望 3.1 结论

本研究的分析样本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2006—2019年共14年的240篇期刊文献; 改变了之前传统的定性分析、描述统计, 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及知识图谱分析方法, 揭示了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多维结构关系和网络关系。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根据文献产出逐年变化情况, 将2006—2019年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初步探索阶段(2006—2009年)、快速增长阶段(2010— 2014年)和平稳发展阶段(2015—2019年)。从整个时期来看, 发文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2) 在刊文载体上, 已形成由《中国农史》《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资源科学》《中国生态农业学报》等8种期刊组成的核心期刊群; 在研究机构上, 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等为代表的科研院所占据重要地位; 在发文作者上, 以闵庆文、王思明及其团队引领而取得的成果最为丰硕。

3) 在研究内容上,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多侧重于保护利用、旅游开发、价值评价与分析3个方向; 在研究方法上, 仍以个案分析、定性分析居多, 定量及混合研究方法较少。在个案研究方面, 案例地多集中于拥有全球及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较多的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广西等省区。

3.2 展望

1) 深化和拓展研究内容。当前,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 但总体来看, 不论在研究广度还是在研究深度, 均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首先, 不少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关系尚未形成一致认识, 进而引发了关于农业文化遗产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些困惑和争议^[33], 因此, 须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内涵, 构建其分类体系, 为农业文化遗产学术体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其次, 众所周知, 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有助于消除贫困、解决“三农”问题, 并在国家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相关的系统化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仍较缺乏, 今后须进一步阐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与农村产业发展、农民生计改善、农耕文化传承以及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关系, 加强理论建设和不同案例地比较研究, 为政策制定和实践工作开展提供科学依据。再次, 影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因素比较复杂, 既涉及表层的人才、资金、管理等因素, 更涉及深层的机制、体制、政策等因素, 为此, 深入探讨这些因素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机理、揭示不同利益相关者(遗产地居民、企业、游客、当地政府)行为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进而寻求保护和利用农业文化遗产的可行模式与路径, 理应成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题中之义; 此外,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 “大运河” “黄河流域”等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的出台, 未来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应有意识聚焦这些重点区域, 提高科学研究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积极性。

2) 拓宽多学科研究视野。农业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完整的农业文化遗产应该是一个“五位一体”的复合系统, 包括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农业生产的对象(土地)、农业生产的方式方法(技术)、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政策与制度)及农业生产依托的生态环境。正因为农业文化遗产这种复合性和交叉性的特点, 决定了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在理论构建、资料获取、研究方法等方面必须借鉴、吸收或综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技术, 如农学、历史学、生态学、地理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旅游学等^[33]。如:利用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可分析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变化过程, 揭示农业文化遗产的时空演变规律; 利用社会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可分析农业文化遗产地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和博弈行为, 探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社会、经济机制; 利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 可分析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其响应, 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 利用3S(GIS、RS、GPS)、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有利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监测、预警, 提升农业文化遗产适应性、动态化管理效率和水平; 利用旅游学的理论和方法, 可促进农业文化遗产的创意开发和活化利用, 充分发挥农业文化遗产的多重功能与价值。总之, 只有采取多学科甚至跨学科的研究思路, 农业文化遗产才能展现其全貌,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才能取得实效, 多方参与的农业文化遗产学术共同体才能真正建立。

3) 推进多元方法综合运用。基于前文的统计分析表明, 目前中国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 多采用定性分析方法, 而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的较少。由于单一的定性研究缺乏对研究内容的客观验证, 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科学性遭到质疑^[34]。因此, 今后的研究应避免孤立采用某种方法, 而应着眼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 加强田野调查、民族志、深度访谈、数理统计、建模分析、模拟预测、试验分析等方法以及遥感遥测、数字化、信息化等新技术手段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中的运用, 不断推进和深化农业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 提高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效率, 使研究结果不仅能反映质的属性也能揭示量的关系(如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生计变化, 景观格局-尺度变化, 种群、生物多样性及土壤等生境变化), 保证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和严谨性。

当然, 鉴于“农业文化遗产”仍属一个较新的概念, 研究者对其完全接受尚需一个过程, 有部分论文虽以农业文化遗产地为研究对象, 但文中并未出现“农业文化遗产”这一词语, 因此有可能造成对这些文献检索的遗漏, 有待今后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