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倡议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2002年正式提出, 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以及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 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和保护, 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作为世界遗产系统的一个类型,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典型的资源可持续利用保护地, 指“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 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1]2012年原农业部提出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内涵与之相近。充分认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 对其进行发掘与保护, 关乎农业可持续发展与文化传承。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历程也表明, 一方面, 在空间上, 其所在地往往毗邻重要自然保护地或构成其功能区划的一部分^[2]; 另一方面, 在功能上, 传统生计活动对自然资源的管理是自然保护地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知识、技术、文化等要素能够有效地服务于生态保护目标^[3]。《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将我国自然保护地类型根据生态价值与保护强度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与自然公园^[4]。基于这一分类要求以及多数学者对自然保护地分类研究结果发现, 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既是自然公园的一个重要管理目标, 也是其他各类型自然保护地从社会-生态系统角度协调当地社区生计与保护目标时的最终目的^[3]。这既是对国际经验的学习借鉴, 也符合我国面临的人口密度大、社区历史悠久、土地权属复杂、文化与自然属性并存等特殊人地关系的现实^[5]。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是这一现实的集中体现, 认识其价值所在并采取管理对策, 关乎自然保护地体系网络优化与管理提升。

可见,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管理对协调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既涉及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保护与文化传承, 也关乎自然保护地功能区划管理与社区参与的保护地治理。因此, 在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背景下,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应当更加具有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区域网络化视角, 基于这一理念, 识别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功能与价值构成, 有助于从4个方面优化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 支持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1)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作为资源可持续利用空间纳入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 2)有效管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区功能区划内的传统生计区; 3)利用丰富的传统生态知识、技术和文化支持生态保护; 4)协同社区生计与保护, 促进参与式社区保护机制形成。

本文基于系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根据耕地是农业文化遗产本底, 生态系统是其主要组成部分, 景观和文化是其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 梳理与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双重属性相关的自然资源、世界遗产、生态系统等相关系统的价值体系构成与价值评估理念与方法, 在此基础上从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入手探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 体现其复合性、活态性和战略性, 形成一套价值体系, 并借鉴其他相关系统的价值评价方法提出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量化方法。

1 自然资源与自然文化遗产价值体系及其评价方法研究进展

构成农业文化遗产核心的是其土地利用系统, 附着于上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特征等综合属性表明, 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价值识别不能脱离社会-生态系统和业已形成的自然文化遗产价值识别及其体系研究。因此, 本研究首先对支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识别的多领域、系统性的价值研究予以总结提炼, 形成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研究的基础, 并进一步总结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研究进展。

1.1 耕地与自然资源资产价值体系与评估方法

土地是农业文化遗产的本底, 学者对耕地价值体系较为明确, 一般从耕地承载功能和稀缺性出发将其大致分为经济、社会与生态价值^[6-8], 而不同价值的核算方法发展程度有所不同^[9-10], 其一般测算方法与思路如表 1所示。其中, 经济价值一般是土地产出的产品价值, 以收益还原法应用最为普遍。社会价值强调社会保障。生态价值是将耕地空间和结构视为生态系统时所提供的支持和调节服务价值, 故一般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方法。

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研究从土地承载的生态服务功能及其经济功能为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研究提供了思路^[11]。自然资源资产价值体系一般以实物产品价值与生态服务价值两方面为基础, 在核算时计算不同质量等级的产品实物量和生态服务功能量, 将其转化为货币计量后加总为自然资源资产总价值^[12-17](表 2)。有些研究将社会价值也纳入价值体系^[7], 对景观游憩、就业岗位、科研教育等方面多采用替代市场法和模拟市场法, 但对国防、社会稳定等方面尚未提出核算方法。

1.2 生态功能与生态服务价值

上述资源角度进行的研究在生态价值识别与核算时都建立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概念基础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生态系统服务与功能的综合, 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和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比较著名的分类体系包括Daily^[18]和Costanza等^[19]分别在1997年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类(表 3), 以及De Groot等^[20]、欧阳志云等^[21]和其他学者的研究^[22]。《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更为系统地从帮助管理的角度将其归类为供给(如提供食物和水)、调节(如疾病调节)、文化(如休闲娱乐)和支持功能(如为其他服务的生产提供必要的服务)^[23], 成为最为常用的生态服务功能分类体系。

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价值核算建立在对生态服务功能的属性归类之上, 一般认为价值属性与服务功能的市场属性相关^[22]。徐嵩龄^[24]提出按照生态系统功能及其产品能否影响市场来进行价值属性归类。后来由欧阳志云等^[21]总结为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 大致将生态系统服务划分为两类:第1类是能够以商品或替代商品进行价值估算的服务, 第2类则不能够采用实体进行经济评估。相应的, 常用核算方法一般依据服务或功能是否存在可以交易的市场及价格而分为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模拟市场法3大类, 每类又有若干具体方法(表 4)。直接市场法是利用市场价格对产品和服务的现状和变化进行直接评价的方法。替代市场法是使用替代物的市场价格来衡量没有市场价格的环境物品价值的方法。模拟市场法是当缺乏价格数据或没有相关数据而无法采用前述两种方法时, 通过调查支付意愿或受偿意愿获取人们对产品和服务估价的方法。因此,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类和价值核算已经具有较为完整的体系和方法, 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引入也让自然资源作为成本投入与消耗进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进一步促进了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25]。

1.3 自然与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与主要评估方法

在对各种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研究中, 研究者针对不同遗产类型和管理目标进行了价值识别与分类体系构建^[26-34]。面向保护管理构建价值体系时, 由于遗产类型不同, 其价值构成存在差异。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世界遗产等自然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中, 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是被普遍认可的3大价值^[35-39]; 历史、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构成中, 文化价值、历史价值、艺术或审美价值、科技价值、精神价值等是主要的价值类型^{[33, 40-42]}。面向遗产的资源利用进行价值研究时, 其价值体系偏重对投资价值的衡量与市场潜力的体现, 因此更为强调经济价值、观赏价值以及遗产的资源现状条件^[43-48]。不过, 对自然与文化遗产进行价值评价时鲜有定量研究, 多见以层次分析法构建价值评价体系, 包含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 予以指标层描述性评价标准, 采用专家打分法、模糊数学法等方式确定指标权重以取得评价结果。

从当代遗产保护与发展并重目标看, 研究者从遗产地作为旅游目的地^[49]和相关区域产品^[50-51]两个角度开始进行品牌价值研究, 丰富了遗产价值体系。品牌价值被视为既定品牌赋予产品的附加价值^[49], 能够以品牌权益理论为基础采用品牌权益法核算^[50]。研究者也针对区域农产品的独特性、集团性、地域性等准公共产品特征开发了价值评估模型^[51]。

2 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研究现状

农业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得以广为人知, 一般被认为源自联合国粮农组织2002年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倡议。有学者认为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语境特征, 将GIAHS作为一个狭义概念, 而将各历史时期与人类农事活动密切相关的重要物质与非物质遗存的综合体系作为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52], 也称为农业遗产, 以囊括狭义概念中的农耕生产经验与农业生活经验^[53]。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大致包括农业遗址、农业物种、农业工程、农业景观、农业聚落、农业技术、农业文献、农业特产、农业民俗文化等10个方面^[54]。

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构建, 学者依据其广义或狭义概念提出了不同见解。李明等^[55]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维度来探讨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构成, 前一概念侧重于以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构成及其各构成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 研究价值的静态构成; 后一概念侧重以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发展过程及其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规律为基础, 来解析动态构成。闵庆文^[56]从选择中国GIAHS保护试点的角度提出从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研价值和示范价值等方面体现遗产价值的多样性。吴江洲等^[57]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主张狭义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应包含人文价值、观念价值、生物多样性价值和可持续发展价值, 而可持续发展价值又包括综合效益价值、人地和谐价值、生态伦理价值以及实践借鉴价值。刘启振等^[52]从广义视角出发总结了8大类30个小类的价值体系并提出定性评价方法。张莹^[58]针对聚落类农业文化遗产对农业生产系统构建了包括历史、艺术、文化、社会、经济、科学和生态等价值。

孙业红等^[59]和李文华等^[60]指出, 农业文化遗产在概念上等同于世界文化遗产, 王衍亮等^[61]从文化角度认为农业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性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性文化遗产。因此, 农业文化遗产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 都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与文化景观特点为一身, 具有复合性。狭义的农业文化遗产概念虽然可以被广义概念所囊括, 但较之广义概念下农业遗产的多类型与历史跨度(如农业考古遗址), 更强调流传至今的传统农业景观和农业生产系统及其富含的农业文化与技术知识这一系统的整体意义, 这一系统内要素的价值及其相互作用产生多种复合价值是当前农业文化遗产管理的关注对象。

我们也发现, 当前的价值研究没有突出农业文化遗产不同于其他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人地互动关系和活态性^[62-63]。同时, 鲜有进行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量化研究, 特别是对于具体农业文化遗产地这一空间的自身价值及其区域带动价值的研究^[64-65]。因此, 我们认为, 从农业文化遗产的广义概念与自然、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似性出发梳理价值构成, 从狭义概念所突出的农业文化遗产的复合性、活态性与战略性出发取舍具体价值类型^[66], 既可以充分体现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 又有利于基于价值与威胁因子识别的真正开展保护与发展。

3 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构建 3.1 构建原则与依据

为了使整个价值体系能够为具体空间内的价值评价提供基础, 成为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管理依据, 首先, 价值类型基于对多类型遗产地的价值构成梳理以及对广义农业遗产价值的涵盖; 其次, 选择能够体现狭义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5个突出特征:食物与生计安全,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传统技术与知识体系, 文化、信仰与社会组织, 陆地与海洋景观。在价值体系构建中遵循下面4个原则:

1) 科学性原则:价值体系设计简明科学, 客观反映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特征, 指标互不重叠且没有遗漏。

2) 系统性原则:价值体系需全面反映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性, 强调对资源的物质和非物质部分的整体性评估, 各方面指标相互支撑成为一个系统。

3) 代表性原则:价值体系内指标可以反映不同类型农业文化遗产的代表性特征。

4) 可持续发展原则:价值体系是进行定量或定性价值评价的基础, 需要有针对性地引导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形成保护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遵循上述原则, 从3个维度来取舍价值类型:

1) 农业文化遗产的复合性要素, 包括物质方面和非物质性方面。物质方面包括农业景观、土地利用系统、农具、农业动植物等, 非物质方面包括农业知识、农业技术、农业民俗、歌舞、手工艺、饮食等。这些要素作为价值载体, 其突出价值需要在指标体系中予以体现, 反映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与文化景观的综合特点。

2) 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特征:农民参与的农业生态系统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在不断变动, 具有系统演化性。既具有相对稳定的价值, 也具有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动的价值。这种历史变迁和适应性需要予以体现。

3) 农业文化遗产的战略性价值:农业文化遗产不是关于过去的遗产, 而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遗产, 蕴含其中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农业知识、技术与景观的保有和传承具有正外部性与公益性, 是全球与地方水平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超越遗产起源地的价值空间流动与受益人多样性需要予以体现。

3.2 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与内涵

在上述原则与维度下, 构建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图 1)。农业文化遗产价值首先表现为存在价值和潜在价值两部分。存在价值, 即已知价值, 是指农业文化遗产对当代人在自然、社会、经济等方面具有多样化意义, 表现在农业文化遗产地提供的各种物质产品, 多样化的科研、教育、宣传、游憩服务, 其生态结构和功能所提供的各种生态服务, 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促进作用等。潜在价值, 主要表现在农业文化遗产在维持资源利用的代际平衡和可持续利用上的意义, 农业文化遗产的存在可以为后代带来不同效用, 而有些效用在现实利用条件下尚未充分体现出来。

将存在价值进一步分为载体价值和服务价值。载体价值主要指农业文化遗产存在的物理基础, 也是农业文化遗产的固有价值, 是农业土地在历史时期形成时所承载的价值; 这里定义载体价值为一种资产存量, 在价值估算时不考虑时间维度。服务价值则表现为在载体存在的基础上农业文化遗产地能够持续不断地带来产品和服务, 包括:产品价值、生态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精神价值和品牌价值。

产品价值:是农业文化遗产对人和社会在经济上的意义, 表现在其能够提供实物产品和游憩产品。将产品价值界定为狭义的基于市场供需关系的经济价值。产品价值包含直接产品和间接产品价值。直接产品价值是可以进入市场的各种农、林、牧、渔等产品和副产品获得的经济效益; 间接产品价值是依托农业文化遗产发展的旅游和文化产业的价值。

生态价值:是农业文化遗产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部分可以维护生物多样性, 具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是农业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具有的“环境价值”。生态系统服务主要是支持和调节服务, 其分类依据系统评估报告, 可以根据具体农业文化遗产生态系统进行取舍。

科技价值:是指农业文化遗产在发展过程中为人类社会提供的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作用的科学知识、技能与信息的特殊价值, 源自历代农民在生产实践中的知识积累、经验总结和生产尝试, 包含了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协同自然发展的发明与创造。可以分为科学价值和技术价值。前者指在相关学科领域可以开展科学研究、科普教育来得到科学知识、科学思想方法和科学精神等, 后者是指应用科学知识可以发展的工艺、操作和技能等。

文化价值:是指农业文化遗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特有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特质。文化价值包括文化多样性价值、文化特色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文化多样性价值是指农业文化遗产所依托的人地关系形成了多种形式的文化, 包括农耕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等。文化特色价值是指文化特质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不同于非农产业、其他地区农业的独特性。文化传承价值是指农业文化遗产在历史发展中对于不断变化的文化的扬弃所体现的文化的稳定性。

审美价值:即美学价值, 是指农业文化遗产带给人们生理和心理上的美感享受。它由人们在农业生产和生活空间所营造的文化景观与语言、艺术、哲学、宗教等带来, 体现在审美感知价值、审美体验价值和审美理想价值3方面。审美感知价值是指人们在观察审美对象时由其形态、色彩、声音、质地等内在和外在属性所带来的感受和知觉, 是对美的直接体悟。审美体验价值是指在审美感知的基础上以审美经验而做的情感心理体悟和验证。审美理想价值是对审美对象的外在形态美和内在本质美的综合性认知和理想化追求, 体现为审美趣味。

社会价值:是指农业文化遗产的存在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效益, 这些影响可以作用于个人、集体和整个社会。社会价值既包括社会认同和归属感等联结群体精神纽带的价值, 也包括对个人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带动的价值。本研究将社会价值分为宣传教育价值、示范价值、社会稳定价值和社会发展价值等方面。宣传教育价值体现在农业文化遗产在弘扬农业文化、传播农业知识、陶冶性情上的作用; 示范价值是指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对于传统农业的保存、可持续农业的发展和国内外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运作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社会稳定价值是指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可以为居民带来饮食安全和健康保障, 农业生产的地域性和集体性可以帮助农民个体从共同形成的文化中进行自我身份确认、寻找情感归属、提高经济收入, 同时其长期的集体行动规则可以促进社会结构的稳定, 对于外界压力具有一定的弹性; 社会发展价值是指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建立对于当地及周边农民就业安置、区域非农产业发展所具有的带动。

历史价值:是指农业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反映人类农业活动发展历史进程以及遗产地自然文化变迁的信息, 具有时代特征, 能够帮助人类复原农业历史、解读农业思想、回顾农业活动、梳理农业文化, 对于认识一个地域和族群的农业发展具有认知意义, 为把握农业发展方向提供借鉴作用。这些历史价值具体包括历史传承价值、历史反映价值、历史证实价值和历史补全价值。历史传承价值是指农业文化遗产对农业文化的一个或多个方面有所延续, 保留了重要的物种、生产方式、社会风俗等; 历史反映价值是指农业文化遗产有证据反映了遗产地历史时期的地域、民族或国家的社会生活及发展状况; 历史证实价值是指农业文化遗产有证据证实人类历史的发展; 历史补全价值是指农业文化遗产的存在可以补全历史技术的缺失、纠正历史认识的错误。

精神价值:是指在从事农业活动中人与自然在不断地互动和人对自然的适应过程中所凝聚的民族精神、思想精髓、气质情感等。群体意识、群体精神对于认识农业活动的本质和理解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核心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于理解农业文化遗产传承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具有指导意义。精神价值包括宗教信仰价值、文化认同价值、情感表达价值和思想价值。宗教信仰价值是指在农事生产和生活中所接受的宗教信仰能够激发人们勤于农事、美好向善; 文化认同价值是个人被群体文化影响而对自己所在的地域、民族乃至国家的文化具有强烈的认同, 能够用来界定自己的存在; 情感表达价值是指群体所形成的集体性的气质精神, 如坚韧不拔、知难而进等品质能够促进农业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思想价值是指在遗产地范围内长期而持久的人地关系中人们形成且传承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能够突出农业文化遗产特质。

品牌价值:是指农业文化遗产在被明确的组织和机构确定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后所带来的品牌附加值, 由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普及度带来, 是消费者对其功能、质量和经济价值认可的体现。

4 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评估方法

基于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耕地资源与自然资源资产的核算方法, 以及多类型自然文化遗产价值类型的内涵描述, 选择出与农业文化遗产各类价值相对应的核算方法(表 5)。应当注意的是, 对于同一价值类型可以采用不同角度的核算方法, 或者以多种方法来得到一个加总价值量。另外, 对于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精神价值等非物质价值, 目前尚无统一的价值核算方法。一方面, 从价值内涵出发, 可以设法将非物质价值物质化, 以产品和服务形式体现, 核算其价值; 另一方面, 可以让这部分价值以相对价值的形式出现在总价值核算中。这里也指出, 价值体系不等同于核算指标体系, 例如, 生态服务价值核算指标需要研究者根据农业生态系统类型进行进一步提炼。因此, 表 5中应用方法具有一般性, 而可能计算途径则可以根据研究者提出的具体核算指标进行调整, 如科技、社会、文化等价值。

5 结论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IAHS)是一类新兴的、但与已有自然与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密切, 并具有复合性、活态性、战略性的遗产类型。它以提供食物和生计安全为基础, 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 在长期积累的知识体系与农民技术之上体现景观和水土资源管理特征, 形成独特的社会组织与文化。这一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综合体是人地互动的不断延续, 研究其价值构成是认识其系统复杂性和有针对性地进行保护与价值提升, 维持农业系统适应性发展的基础。

本研究在总结多类型遗产的价值体系构成和价值核算方法的基础上, 把握农业文化遗产广义概念下的价值多元化和狭义概念下的5个系统特征, 依据系统论和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提出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多层次价值体系。从时间层面而言,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存在价值和潜在价值为基础; 在存在价值中, 土地作为农业系统载体这一物质基础决定了载体价值是前提, 人地关系过程中的生态、景观、文化等服务价值是核心, 由9大类25小类组成。这一价值体系的科学性体现在对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充分认知上, 将其价值形成的物质基础与动态特征对标于相关的自然资源、生态系统、自然文化遗产管理, 在分析其异同的基础上形成既反映自然文化遗产价值共性, 又体现重要农业文化价值特性的价值体系。因此, 研究对以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优化, 既根据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特征对价值类型进行了增删^{[52, 56]}, 又确保了价值类型的具象化和价值内涵的清晰化^{[55, 57]}, 也充分考虑了定量化价值核算的可行性^[58]。

本研究首次对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中的存在价值提出量化评价方法, 这是对现有生态服务与自然资源等价值核算方法的集成,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原有遗产研究领域定性评价受主观性影响较大的局限; 本研究也基于前人工作给出了非物质类价值的可能测算途径, 推进了对系统总体价值的认知可能; 将货币价值引入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核算也为政策决策者进行系统要素保护和利用提供了相对客观的经济基础, 从而推动管理政策落地。不过, 评价方法也对原有不足有所继承, 如对非物质类价值还没有广泛认可的量化指标, 因此难以形成完善的核算方法, 目前的可能路径需要根据具体指标的研究进行进一步探索。

研究表明, 这一价值体系可以帮助管理者认识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要点。在这一价值体系中, 存在价值是保护重点, 潜在价值是其发展关键。载体价值是服务价值存在的基础, 存在于遗产地范围内, 决定了遗产资源必须在农业用地保护的基础上才能合理利用; 而有些服务价值则辐射到遗产地周边, 其保护需要区域性保护管理协作。服务价值既源自能够客观体现遗产价值的产品与服务, 也有基于消费者认知、面向价值提升的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品牌效应, 需要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品牌增值体系。

对这一价值体系内多元价值的内涵分析也表明, 农业生产管理经验与知识、技术等都有利于协调自然保护中的人地关系。在当前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与管理体制改革背景下, 传统生计方式中的可持续的资源管理方式, 生态保护理念与实践, 景观尺度的水土管理等, 都可能成为协调自然保护地周边人地关系的有效方法, 因此, 需要从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区域网络化管理出发, 在空间上探索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作为独立的保护地或国家公园传统生计区与其他自然保护地的关系, 在功能上深化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多类型价值保护与自然保护地管理目标的兼容性, 从而实现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