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监测是加强遗产保护的必然要求, 是提升遗产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早在1972年,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就明确提出了遗产监测的理念^[1]。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 世界遗产监测最终形成了反应性监测和定期报告两种监测形式, 并建立了保护状态信息系统, 在促进遗产保护目标实现、提升遗产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我国自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 逐步建立起世界遗产监测体系。2006年国家文物局出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和《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 确立了国家、省、世界文化遗产地三级监测网络和国家、省两级巡视制度。

相对于世界遗产监测工作的系统开展,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的监测工作处于起步阶段。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GIAHS保护倡议, 旨在建立GIAHS及其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的保护体系, 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与保护, 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3]。截至2020年6月底, 全球共有22个国家的62个传统农业系统被列入GIAHS名录。中国是最早响应并积极参与GIAHS保护倡议的国家之一, 自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列为首批试点以来, 先后有15个传统农业系统被认定为GIAHS, 数量位居世界各国之首。十余年来, GIAHS的保护与管理工作日益规范化, 在遗产的申报与认定、政策与法规制定、保护途径探索等方面均取得一系列进展^[4-6]。然而, 作为遗产保护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GIAHS的监测却远远滞后于其他工作。

尽管2013年发布的《GIAHS能登公报》(2013年在日本能登半岛举行的GIAHS国际会议上发布)明确建议“对GIAHS开展定期监测以确保其活力”, 2014年FAO-GIAHS项目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建立中国的GIAHS监测和评估机制应该是未来国家层面上需要努力研究的方向和工作的重点”, 2015年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颁布实施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中也对开展农业文化遗产动态监测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7], 然而关于GIAHS监测的理论研究却鲜有报道。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GIAHS的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8-12]、生态承载力与区域可持续发展^[13-16]、农业多功能性与可持续性^[17-20]、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利用^[21-24]等方面, 在GIAHS监测方面仅有关于监测和评估框架的初步探讨^[25-26]。理论研究的缺乏严重影响了GIAHS监测的实践探索。

鉴于世界遗产监测对于GIAHS监测的借鉴意义, 本文首先对世界遗产监测的经验与启示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总结, 然后结合近几年我国对GIAHS监测的实践探索, 对GIAHS监测概念与内涵、监测内容、数据收集等关键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与论证, 并提出国家层面上GIAHS监测体系的构建, 以期丰富GIAHS监测理论, 进一步推动中国的GIAHS监测实践, 也为国际的GIAHS监测提供中国经验。

1 世界遗产监测的经验与启示 1.1 世界遗产监测的主要经验

监测作为提高世界遗产管理水平的有效手段, 一直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高度重视。历经四十多年的发展, 世界遗产监测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绩, 其主要经验体现在专业的技术团队、完善的监测机制、详细的监测规范等方面。

1.1.1 专业咨询机构持续提供技术支持

1982年也就是1978年第1批遗产地登录《世界遗产保护名录》之后的第4年, 世界遗产委员会开始讨论遗产监测问题, 希望了解缔约国所采取的保护管理行动, 并对遗产地的保护状况信息进行更新。198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的专家收集各遗产地保护状况信息并提交遗产监测报告。于是, 1984年IUCN提交了第1份自然遗产保护状况报告, 1988年ICOMOS提交了第1份文化遗产保护状况报告。

1986年, ICOMOS提出了一套帮助遗产地管理者评估“遗产地保护状况”的问卷。世界遗产委员会于1987年引入该问卷体系要求缔约国进行报告, 但由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于1991年又放弃了该问卷体系。虽然该问卷体系没被采纳, 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 ICOMOS等组织每年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供遭受威胁的遗产地的监测情况报告, 从而形成了早期“反应性监测”的雏形。

作为国际专业机构, ICOMOS、IUCN和ICCROM不仅在世界遗产监测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智力支持作用, 而且在世界遗产监测体系确立后持续地为监测问卷设计、监测报告审议、反应性监测实地考察等工作提供技术支持。例如, 在2014—2015年间我国的武当山古建筑群、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与拉萨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就先后接受了世界遗产中心(WHC)同其咨询机构ICOMOS和ICCROM组织的反应性监测实地考察^[27]。

1.1.2 反应性监测与定期报告相结合

反应性监测于1994年更新的《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简称《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正式确立, 这也标志着世界遗产的监测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反应性监测是指由秘书处即WHC、UNESCO其他部门和专家咨询机构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的有关某一具体濒危世界遗产保护状况的报告^[2]。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审议该报告确定该遗产的受损程度, 继而提出整改意见并要求缔约国限期修复。随后, 缔约国将该遗产的整改情况反馈给世界遗产委员会再次审议。若该遗产的修复结果未通过审议, 则可能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或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

在1994年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 定期报告作为另一种监测形式也被提了出来。然而, 这一监测形式的最终确立却经过了3年多的激烈讨论。最终, 世界遗产委员会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第29条规定, 在遗产定期监测报告问题上达成一致, 并于1998年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缔约国每6年提交一次定期报告的决议。定期报告的主要目的在于评估缔约国《世界遗产公约》的执行情况、评估世界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是否得到持续的保护、记录遗产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遗产的保护状况以及为缔约国提供区域间合作以及信息分享、经验交流的一种机制^[2]。

就监测目的而言, 反应性监测是针对遗产保护状况出现问题的紧急救治, 而定期报告是遗产保护状况某一时刻的情景“快照”, 是全面的定期体检^[28]。就监测机制而言, 反应性监测对于缔约国来说是一种被动监测, 是一种由外向内的监督机制, 而定期报告是一种主动的监测形式, 对于缔约国来说是内在的程序性工作^[29]。通过将反应性监测与定期报告相结合, 世界遗产委员会实现了世界遗产的全方位管理, 并极大地加强了世界遗产的保护力度。

1.1.3 规范性文件保障与指导遗产监测

《世界遗产公约》的第29条明确指出: “缔约国应对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状况定期进行周到的专业检查、审议和评估, 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详尽的报告”^[1]。这一条款不仅为开展世界遗产定期报告提供了依据, 而且为整个世界遗产监测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进一步将遗产监测列为管理事项, 在第4章和第5章中分别对“世界遗产保护状况的监测程序”和“执行公约的定期报告”提出了具体要求, 为世界遗产监测的落地实施提供了详细指导^[2]。

《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将定期报告的问卷内容定义为“影响遗产地的因素”和“遗产地保护、管理和监测”两个部分。其中“影响遗产地的因素”包括交通设施、污染、生物资源利用、矿产开采、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入侵物种等14个一级影响因素; “遗产地保护、管理和监测”则包含遗产边界和缓冲区、保护措施、财政和人力资源状况、科学调查和研究项目、访客管理等9项内容。由于每个反应性监测报告中影响遗产的因素或遗产遭受的威胁各不相同, WHC在2013年建立的保护状态信息系统选取了定期报告中的14个一级影响因素和83个二级影响因素^[30]。通过全面分析影响因素, 保护状态信息系统可以帮助使用者确定遗产所面临的威胁、关键性问题和潜在变化趋势, 协助缔约国采取应对措施以更好地保护世界遗产。该系统为世界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了统一的数据平台, 也标志着世界遗产监测进入成熟阶段。

不难看出, 世界遗产监测的落地实施不仅得益于《世界遗产公约》给予的明确保障, 而且离不开《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提供的详细指导。细化的问卷内容和合理的监测指标不仅增强了世界遗产监测实施的有效性, 而且提高了《世界遗产公约》执行的可信性。

1.2 世界遗产监测的几点启示

UNESCO在世界遗产监测领域所积累的经验, 为FAO在世界范围内开展GIAHS监测提供了很多启示。我国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在世界遗产监测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为GIAHS监测在我国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有益借鉴。

1.2.1 出台规范的遗产监测政策法规

《世界遗产公约》和《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是UNESCO保障与指导世界遗产监测的重要规范性文件。为了解决我国遗产监测法律法规缺位问题, 国家文物局于2006年出台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和《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 2007年又出台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咨询管理办法》和《世界文化遗产监测规程》。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不仅使中国的世界遗产监测有法可依, 而且为遗产地开展具体监测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根据国家文物局出台的这些文件, 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于2008年制定了《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监测管理工作规则》并开始试行。2011年该文件以地方行政性法规形式正式实施, 成为指导和规范苏州古典园林监测工作的行动准则^[31]。

1.2.2 建立完善的遗产监测体制机制

在国际层面上, 世界遗产委员会负责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WHC则负责世界遗产监测工作的具体执行, 特别是在反应性监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配合UNESCO开展世界遗产监测, 国家文物局逐步建立了国家、省、世界文化遗产地三级监测体系和国家、省两级巡视制度, 并通过试点的办法逐步推进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监测工作^[32]。2001年武夷山成立全国第1个世界遗产监测中心, 随后敦煌莫高窟、苏州古典园林、颐和园、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世界遗产地相继开展了监测试点工作。2015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 负责开展反应性监测和遗产地监测报告评估工作, 并为各遗产地监测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世界遗产监测的体制机制。

1.2.3 设计科学的遗产监测指标体系

国际上世界遗产的监测围绕“影响遗产地的因素”和“遗产地保护、管理和监测”两个方面制定监测指标。国内关于世界遗产的监测多从遗产地环境因素的监测开始, 起初多是依托原有保护属性制定监测指标^[33]。例如, 张家界武陵源于1993年成立环境保护监测站, 逐步对遗产地的空气和水环境质量进行监测^[34]。随着国际上世界遗产监测内容的逐步明确, 国内世界遗产监测内容也逐步扩展到遗产地影响因素等方面, 监测指标也更加与遗产地的突出价值相契合。例如, 武夷山世界遗产监测中心于2001年开始对生态环境质量、景观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社区、旅游等开展常规监测和反应性监测。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 2007年出台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规程》从遗产地的基本情况、保护对象、环境要素、影响因素和保障体系5个方面对监测内容和监测指标做出详细规定。

2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监测体系构建 2.1 GIAHS监测概念解析 2.1.1 GIAHS的概念与内涵

根据FAO的定义, GIAHS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在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 这些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 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3, 35]}具有突出特征的全球重要性是GIAHS认定的重要标准。这一标准综合了5项具体标准描述下的全球“公益”价值, 而突出特征也体现在这5项标准所反映出的遗产全部功能及遗产提供的产品与服务^[36]。这5项具体标准为:食物与生计安全, 生物多样性, 地方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 农业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 以及景观特征^[37]。只有同时满足这5项标准的传统农业系统, 才能被认定为GIAHS。

从定义与认定标准可以看出, GIAHS是一个活态的复合系统, 既包含农业景观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 也包含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考古价值的古村落、古民居和农业生产遗址遗迹, 还包含农民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知识、习俗、歌舞等传统文化^[38]。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导致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多样性, 使得GIAHS的类型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 这些人类在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中创造并传承至今的传统农业系统, 历经数百年甚至千年仍然存在且还在发挥作用。因此, GIAHS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典范^[39]。GIAHS的可持续性一方面得益于可持续的生产功能, 另一方面源于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社会维系等多样化的非生产功能的传承。GIAHS的这种多功能性使得其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出生态与环境、经济与生计、社会与文化、科研与教育、示范与推广等多重价值^[5]。

2.1.2 GIAHS监测的概念与内涵

GIAHS不仅具有活态性、复合性、可持续性、多功能性等特点, 还具有显著的濒危性和脆弱性。这些传统农业系统在历经干旱、洪涝、饥荒、瘟疫、冲突与战争之后, 如今正面临现代化带来的威胁与挑战^[14], 如适龄劳动力大量外流、传统知识体系难以维持、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等^[40-43]。GIAHS自身的濒危性与脆弱性使得许多过程不可逆, 一旦受到破坏必然引起其价值的丧失。因此, 越来越多的管理者和研究者认识到GIAHS的申报与认定只是开始, 科学的保护与管理才是后续工作的重点。作为遗产管理的一项重要手段, 监测能够获得GIAHS保护与管理的数据信息, 及时发现GIAHS面临的威胁与问题, 从而提高保护与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为了应对现代化带来的威胁与挑战, 遗产地管理机构会制定符合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要求的GIAHS保护与发展措施。另外, 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农业与农村发展政策也会对GIAHS的保护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GIAHS的监测一方面要对GIAHS本身的动态变化进行跟踪, 另一方面也要对影响GIAHS保护与发展的措施进行监督。GIAHS监测不仅要帮助管理者明确GIAHS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掌握遗产保护与发展变化的过程与规律, 而且要准确评估保护与发展措施对遗产的影响程度, 及时发现威胁遗产安全的因素, 并对遗产的突发事件做出预警和响应。

人们往往容易混淆GIAHS监测和GIAHS行动计划监测。行动计划即GIAHS候选地随申报书一起提交至FAO的遗产保护策略、措施和行动^[37]。不同之处在于, GIAHS行动计划监测类似项目管理中的一个环节, 是对保护行动实施过程及效果的监测,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相对狭窄的边界范围; GIAHS监测则更像是一个“科学观测”, 涉及GIAHS保护与管理的方方面面, 并不局限于行动计划的实施及其对遗产的影响, 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相对宽泛的边界范围^[26]。

2.2 GIAHS监测内容确定 2.2.1 监测内容分类

根据GIAHS监测的概念与内涵, GIAHS的监测范围包括遗产自身变化和保护发展措施两个部分。对于遗产自身变化, 监测内容必须能正确反映遗产特征与价值的变化。根据世界遗产的监测经验, 定义与记录遗产的特征与价值变化是遗产监测的基本前提, 而遗产的特征与价值与遗产的认定标准密切相关。因此, GIAHS的认定标准就构成了遗产自身变化的监测内容, 可界定为其在生态维持、经济发展、社会维系、文化传承等特征与价值上所表现出的变化。而对于保护发展措施, 围绕遗产特征与价值梳理出的保护与发展工作, 自然就构成了其监测的核心内容, 可根据措施的类型分为体制机制建设和宣传示范推广两个大的方面(图 1)。

2.2.1.1 遗产自身变化

1) 生态维持价值。GIAHS的保护强调对具有全球(或国家)重要性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农田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持和农业景观的维护。因此, 对GIAHS生态维持价值的监测不仅包括对一般意义上的农田环境质量的监测, 而且包括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地方品种)、生态系统服务以及农业景观的监测。

2) 经济发展价值。在遗产地, 特别是那些位于贫困、边远地区的遗产地, GIAHS提供的农产品对于当地居民的食物与原材料供给和生计安全维持都有重要作用。此外, 作为GIAHS保护与发展的主要途径, 健康农产品和可持续旅游的开发也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加具有重要意义^[44-45]。因此, 对GIAHS经济发展价值的监测关键在于掌握遗产地农产品供给、生态农业发展、可持续旅游发展等方面的信息以及它们对当地居民生计维持的作用。

3) 社会维系价值。GIAHS的社会维系价值主要依靠传统的服务性、公益性和互助性社会组织来实现。这些社会组织利用传统价值体系和习惯法解决冲突, 在平衡保护与发展、维护农业系统运行、保障资源获取与分配的公平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8, 43]}。因此, 对GIAHS社会维系价值进行监测应在关注遗产地人口结构、社会分工、妇女参与等方面信息的同时, 充分了解遗产地社会组织的情况。

4) 文化传承价值。遗产地居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与生活中形成了与当地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传统知识与文化, 表现在节庆、习俗、信仰、歌舞、饮食、服饰、建筑、生产工具、工艺技术等多个方面。这些物质和精神财富不仅具有休闲、审美和教育功能, 在维护乡村生活秩序、传承传统知识与文化、增强居民自豪感与认同度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46-47]。因此, 对GIAHS文化传承价值的监测应侧重于遗产地传统知识、传统文化和传统村落建筑的保护以及当地居民文化自觉能力的建设等。

2.2.1.2 保护发展措施

1) 体制机制建设。体制机制建设包括设立专门的遗产管理机构, 制定合理有效的管理制度, 运用科学化、信息化的管理手段, 建立多方参与机制, 增加政策上、项目上和资金上的扶持力度等, 从而实现GIAHS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因此, 对GIAHS体制机制建设的监测应着重从管理体制建设、管理能力提升、地方发展扶持等方面进行。

2) 宣传示范推广。GIAHS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遗产类型, 宣传、示范和推广是GIAHS保护与发展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展示GIAHS在生态维持、经济发展、社会维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不仅有利于遗产及遗产地自身的保护与发展, 而且有利于促进更多农业生产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对GIAHS宣传、示范与推广的监测包括自发性宣传与媒体宣传、产学研合作研究、示范与推广基地建设、农民培训与经验交流、参观考察活动等内容。

2.2.2 监测数据收集 2.2.2.1 年度报告与调查报告相结合

在GIAHS监测中, 不同监测内容的变化速度或发生频率并不相同, 不同监测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亦不同。因此, 借鉴世界遗产监测经验, GIAHS监测数据的收集可以采用年度报告与调查报告相结合的方法(图 2)。年度报告是对变化速度相对较快或发生频率相对较高且数据获取相对容易的内容进行长期跟踪监测的一种方法。人口结构、经济收入、媒体宣传等统计类数据均可作为常规监测数据, 以报告的形式每年上报。调查报告是对变化速度相对较慢或发生频率相对较低且数据获取相对困难的内容进行阶段性监测的一种手段。农业生物多样性、农业景观、文化自觉能力等调查类数据可以以3~5年为1个周期, 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呈现。年度报告与调查报告相互补充, 二者的有机结合将有助于提高GIAHS监测工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2.2.2.2 多尺度监测

除了时间尺度上的差异, GIAHS的监测内容在空间尺度上也有显著不同。例如, 政策扶持、媒体宣传等往往发生在整个遗产地甚至更大尺度上, 而对土地利用、人口结构等内容的监测则更关注其在遗产地范围内或某一典型区域内的变化。再如, 对农田生态系统功能的监测应建立在以田块为基本单元的农田尺度上, 而对生计维持作用的监测则应建立在以农户为基本单元的社区尺度上。因此, GIAHS的监测实际上是一个多尺度的监测。获取遗产地等较大尺度上的监测数据, 可通过组织遗产地管理机构填报年度报告来实现; 而获取农田、社区等更小尺度上的监测数据, 则需要通过定点监测(包括利用已有的监测点和建立新的监测点)来实现。

2.3 GIAHS监测体系构建

借鉴世界遗产监测的经验与启示, 结合GIAHS的监测需求与监测特点, 本文提出了我国GIAHS监测体系的构建思路, 即由三级监测网络、动态监测系统和两级巡视制度3部分构成(图 3)。

2.3.1 三级监测网络

农业农村部、省级主管部门和遗产地管理机构是GIAHS监测的实施主体, 因此应建立国家、省和遗产地三级监测网络, 从而便于在全国范围系统开展遗产监测工作。农业农村部负责制定方针、政策、标准、规范等, 指导全国范围内GIAHS监测工作的开展; 省级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和监督行政区域内GIAHS监测工作的开展, 及时将年度报告、调查报告以及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上报给农业农村部; 遗产地管理机构负责遗产自身变化和保护发展措施的日常监测, 按规定向省级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部提交年度报告、调查报告及其他相关数据。

2.3.2 动态监测系统

GIAHS监测的年度报告和调查报告是监测数据收集与汇交的主要形式和重要途径。农业农村部应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的基础上, 制定《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监测规程》, 对监测范围、监测内容、监测方法、数据管理以及监测结果与评价做出详细规定, 并建立GIAHS监测的年度报告和定期报告制度, 推动GIAHS监测数据收集与汇交的规范化与制度化。

对于年度报告, 遗产地管理机构应设置专职填报人员, 按照要求对常规项目进行监测, 并在规定时间内向省级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部提交。对于调查报告, 遗产地管理机构应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 通过开展部门访谈、农户调研、田间试验等工作, 收集调查类监测数据, 在某一阶段结束后向省级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部提交。通过整合各遗产地监测的年度报告和调查报告, 农业农村部应适时发布中国的GIAHS保护与管理报告。

农业农村部还应尽快构建GIAHS监测数据库与管理系统, 将遗产地提交的年度报告、调查报告及其他相关数据及时入库, 并通过功能模块对遗产地的GIAHS保护与管理工作进行反馈, 推动GIAHS监测工作的信息化与业务化。监测数据库与管理系统不仅能成为国家、省和遗产地进行GIAHS保护与管理的重要工具, 而且能成为科研工作者研究与保护GIAHS的数据来源以及公众了解GIAHS的数据平台。

2.3.3 两级巡视制度

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的基础上, 农业农村部应尽快制定《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 明确国家、省和遗产地三级监测网络的同时, 建立国家和省两级巡视制度。国家层面的GIAHS巡视评估由农业农村部负责, 应利用农业农村部GIAHS专家委员会成立巡视评估小组, 每5~6年对1个遗产地的年度报告、调查报告及其他监测数据进行审议, 并结合实地检查对遗产保护与发展成效做出系统评估。省级层面的GIAHS巡视评估由省级主管部门负责, 不定期对行政区域内遗产的保护与管理状况进行检查, 起到监督与指导作用。通过将年度报告及调查报告与定期及不定期的巡视检查相结合, 形成主动监测与监督巡视有机结合的监测巡视机制。由于保护或管理不善造成遗产系统严重受损的遗产地, 应列入警示名单; 在规定期限内未整改到位的遗产地应摘牌。

3 结论与讨论

监测不仅是GIAHS保护的基础环节, 还是GIAHS管理的重要途径, 也是遗产地活力得以持续的重要保障。中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GIAHS, 而且在GIAHS保护与管理途径探索上走在世界前列。早在2014年, 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就提出要建立GIAHS监测的年度报告制度, 并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推进GIAHS监测年度报告的设计和动态监测系统的开发。根据《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要求, 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还自2015年起陆续组织GIAHS专家委员会对较早获得认定的GIAHS项目开展保护与发展成效评估。尽管如此, 在国家层面上依然缺乏一套科学完善的GIAHS监测体系, 而这样一套监测体系对于提高我国GIAHS保护与管理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这也正是本文的价值所在。

在借鉴世界遗产监测经验与实践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由三级监测网络、动态监测系统和两级巡视制度构成的GIAHS监测体系。动态监测系统是GIAHS监测体系的核心组成, 包括监测范围、监测内容、监测方法、数据管理的多个方面。GIAHS的监测范围可界定为遗产自身变化和保护发展措施两个部分, 监测内容涉及生态维持、经济发展、社会维系、文化传承等特征与价值的变化以及体制机制建设、宣传示范推广等保护与发展措施。由于监测内容具有时空差异性, GIAHS监测表现出多尺度监测的特点, 适用于年度报告与调查报告相结合的监测方法。三级监测网络和两级巡视制度是GIAHS监测体系的基础保障, 不仅有助于形成主动监测与监督巡视相结合的监测巡视机制, 而且将监测数据汇交与评估意见反馈形成闭合回路, 从而极大地提高GIAHS保护与管理工作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尽管如此, 过去几年的实践经验表明, GIAHS监测体系的落地实施将会面临诸多困难, 在法律、人才、资金等方面均需要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的出台尤为重要, 因为在没有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下, 监测工作的开展将十分缺乏约束力。监测工作开展不力的遗产地得不到相应警示, 更别提将由于保护或管理不善造成遗产严重受损的遗产地除名了。遗产地监测人员作为监测工作的具体执行者, 其执行能力和执行效果直接关系到监测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 开展GIAHS监测培训活动, 加强遗产地监测人员的能力建设十分重要。此外, 任何监测都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资金支持不是开展监测的前提条件, 但却是开展监测的必要基础, 这同样适用于GIAHS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