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枝(Litchi chinensis Sonn)原产岭南地区, 是典型的亚热带果树, 主产于南、北纬17°~23°的两条狭长的生态气候带内。目前, 全球约有32个国家种植荔枝, 总面积约75万hm²。中国是第一荔枝产业大国, 面积超过55万hm², 分布于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台湾、四川、重庆、云南等省区。其中, 广东、广西栽培最盛, 面积均超过20万hm^2[1-2]。1921年, 美国园艺学家、首位来华的农业传教士高鲁甫(Gorge W. Groff)出版了全球第一本荔枝科学专著《荔枝与龙眼》, 迄今国内外学者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领域均发表了大量的荔枝相关研究成果。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新的遗产类型, 当前中国在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保护及利用领域的实践与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3]。作为一类原产中国、历史悠久、内涵丰厚的农业生产系统, 荔枝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近年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2016年, 福建、广东、海南合计有6项荔枝文化遗产入选全国农业文化遗产普查名录。目前, 海南海口羊山荔枝种植系统、广东岭南荔枝种植系统(增城、东莞)已获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视角下的荔枝研究已有学者涉及, 如王斌等^[4]对海口羊山荔枝种植系统的遗产特征与价值进行了总结, 并将其视为热带农耕文化与火山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代表。同时, 来自多学科的有关成果也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综合来看, 中国荔枝文化遗产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1)中国原产, 有两千多年的栽培史。中国荔枝栽培始于战国秦汉, 盛于唐宋, 明清时期进一步扩展, 古代的岭南、巴蜀和闽中是主要产区^[5]。岭南的荔枝最早进入文献记载和成为皇家贡品, 唐代川荔的名气达到了顶峰, 宋至明代福建是最可称道的产区和主要进贡地, 清代则是闽粤荔枝并驾齐驱的阶段^[6]。中国荔枝栽培的外传始于17世纪末, 百年内陆续传播至了缅甸、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泰国等亚洲国家^[1]。19世纪中叶起, 又陆续传播至了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古巴、巴西、南非、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等国^[7]。2)中国的荔枝品种最丰富、最优质。荔枝变异性较大, 再加上古人创造了多种命名法, 从而造就了中国古代荔枝品种的丰富多样。宋代的郑熊《广中荔枝谱》、蔡襄《荔枝谱》分别记录有22个、32个品种, 明代徐《荔枝谱》有103个品种, 清代吴应逵《岭南荔枝谱》有74个品种, 民国早期广东主要品种有49个^[8-9]。同时, 各产地还涌现出了一批诸如‘陈紫’ ‘挂绿’‘宋家香’ ‘状元红’ ‘将军荔’ ‘十八娘’ ‘新兴香荔’ ‘糯米糍’ ‘黑叶’ ‘无核荔’的名优品种。目前,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圃收集保存的种质超过400份, 自主品种面积保持100%^[2]。历史上中国优良种质的输出有力推动了全球荔枝产业的发展, 如美国、墨西哥等国家大面积栽培的‘Groff’ ‘Brewster’品种, 就分别取种自广州的‘黑叶’和莆田的‘陈紫’。3)文化遗产内涵丰富。荔枝是中国南方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 从种植面积看, 是我国第五大果树。它易活易长, 没有毁灭性病害, 众多产地均有一定数量的古树存留。古代荔枝的食用, 以鲜果、焙干、蜜浸、制酒、入药为主^[10]。荔枝酒在唐代已成为酒中珍品, 荔枝干在宋代就已销往海外众多国家。荔枝树还是园林绿化的重要树种、制作家具的上等木材。荔枝相关的一些传统技艺、民间习俗、传说故事已被列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4)具有重要的文化影响力。荔枝素有“百果之王” “果之牡丹”等美名, 是中国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果品之一。中国古代文人对荔枝的记录与偏爱始自荔枝的进贡, 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史上最早提及了荔枝。自唐代中期始, 文人们“步王(王逸)踵张(张九龄)”, 荔枝文学的创作得以长盛不衰。宋至明代福建是荔枝文学的中心地, 清代则转移至了广东^[11]。荔枝还是古代专谱最多的果品, 北宋至清代中期就有超过15种荔枝谱问世^[12]。

荔枝文化遗产极具中国特色且拥有全球影响力, 值得深入开展研究。广州自古就是中国最重要的荔枝产区之一。早在100年前, 高鲁甫及美国植物学家、农学家波普诺(Wilson Popenoe)曾评价说, 广州一带是荔枝栽培理想的, 甚至是最为适宜的地区^{[8, 13]}。岭南荔枝种植系统(增城)遗产地位于广州市东部的增城区(113°32′~114°00′E、23°05′~23°37′N), 范围涵盖增城全境, 总面积1 616.47 km²。核心区范围包括正果镇兰溪村, 荔城街的莲塘村、桥头村、群爱村、挂绿园、荔枝文化公园, 仙村镇的基岗村、竹园村, 石滩镇的塘口村、石湖村。增城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北回归线横穿北部; 地形北高南低, 中北部以低山为主, 低丘和台地集中在中南部, 南部是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 境内主要河流有东江、增江、西福河。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 以岭南荔枝种植系统(增城)进行实证研究, 旨在探讨荔枝文化遗产的特点、价值及保护思路, 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1 岭南荔枝种植系统(增城)遗产特点 1.1 悠久灿烂的荔枝栽培史

增城素有“荔乡” “荔城”的美名, 荔枝栽培历史悠久, 自古就以品质佳、规模盛而著称。晋代顾微《广州记》明确有载: “(增城)县北又有搜山荔枝树, 高八丈, 相去五丈而连理。”可见, 早在1 600多年以前县域内就有了极为高大的古荔树, 增城荔枝的历史至少应有两千年左右。谪居惠州的大文豪苏轼偏爱增城荔枝并将其作为礼物送给友人。南宋末年增城籍进士李肖龙曾用“荔子漫山红”一句来描绘增城荔枝的繁盛景象。元大德《南海志》称: “(荔枝)今佳品多出增城。”曾任明朝吏、礼、兵部尚书的著名文人湛若水, 从福建莆田怀荔枝核而归, 在家乡新塘培育了广东荔枝名种‘尚书怀’。明末清初广东文人屈大均说, 广东荔枝“以增城为贵族”, 同时代的澹归大师也有“增城荔枝妙绝天下”的评价。清初年, 增城南部的新塘成为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荔枝交易中心, 被称为“荔枝市”。清代广东著名文人谭莹曾用“家种荔枝三百树, 年年果熟问收成”来描绘增城繁盛的荔枝产业^[14]。改革开放以后, 增城荔枝产业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 全县290多个行政村中有286个村栽种荔枝^[15]。增城‘挂绿’驰名中外, 是荔枝中的珍品。清康熙八年(1669年), 在新塘湛若水故居附近的四望岗, 人们无意中发现1株由实生苗长大的荔枝树, 所产果实品质非凡, 因果皮微红托绿, 故命名为‘挂绿’。在屈大均、陈恭尹、朱彝尊等名士的推介下, ‘挂绿’很快就占据了“荔枝之最”的位置。‘挂绿’极难繁育推广, 清代数量最多时也不过百株左右。清嘉道年间, 新塘果农因不堪忍受官府豪强勒扰, 就将‘挂绿’砍伐殆尽, 仅有县城西门外西园庵内的1株得以幸存。西园挂绿现为“增城八景”之一, 是增城荔枝文化遗产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景观。根据2003年的调查, 全区西园‘挂绿’母树繁育的后代共有4 158株, 其中树龄40年以上有295株^[16]。

1.2 完备的生产技术体系

历史上广东民间将荔枝品种分为“山枝” “水枝”两大类。增城南部的新塘、仙村、石滩等镇街是典型的岭南水乡, 是水枝(代表品种: ‘三月红’ ‘水东’ ‘黑叶’)栽培的主要区域, 代表性生产模式为幼龄果园间套种、果基鱼塘、高畦深沟种植。荔枝多分布于河堤两侧、塘边、湖边、岛屿。遍布全区、中北部最多分布的低山丘陵是山枝(代表品种: ‘挂绿’ ‘桂味’ ‘糯米糍’ ‘甜岩’)栽培的主要区域, 代表性生产模式包括梯级种植、“果-草-禽”立体种养、果园养蜂。梯级种植是山区果农因地制宜创造的一种生态种植模式。果农在园地上方直至山顶处多有密植造林或保留原生林, 能起到涵蓄水源、防止冲刷、改善园地环境的作用。园地和水源林之间, 开一条横向保护沟, 与两侧排水沟相联以有效排水, 避免了暴雨时园地土肥的流失。园地开垦成梯田, 梯面宽度3~9 m。梯壁多用石块筑成, 高1~2 m, 其大小与山体坡度呈正比。园地种植荔树的同时, 也多有混种乌榄(Canarium pimela Leenh.)、龙眼(Dimocarpus longan Lour.)、柿(Diospyros kaki Thunb.)、大蕉(Musa sapientum L.)等果树^[17]。增城荔枝的栽培、管理及加工技术主要包括: 1)育苗。自古就普遍采用驳枝法和嫁接法。驳枝法育苗选用已结果、丰产性好、具有品种特征特性的壮旺树枝条。嫁接法育苗, 砧木多选用适应性广、抗性强的‘怀枝’ ‘山枝’等品种。2)建园。果农会充分考虑温度、光照、土质、水分等因素。如在北部山区, 易发生霜冻, 果农多选择在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光照充足的地方建园。3)间套种。幼龄荔枝园, 多间套作豆类、红薯[Ipomoea batatas L. (Lam.)]、蔬菜等农作物, 收获后将这些作物的茎叶犁翻入土, 使土壤肥力增加。成年荔枝园则多有发展林下养殖。4)采摘。多选择早晨未见太阳时采摘。对于名贵荔枝老树, 果农会围绕树干搭建棚架以方便采摘及平日管理。5)修剪。采果后将荔枝的荫枝、枯枝、过密枝、病枝剪除或剪疏, 使养分集中, 以保障秋梢按时抽出, 为翌年顺利开花结果打好基础。6)病虫害防治。果农多采用“生草法”、平腹小蜂防治荔蝽、“烟骨水”防治虫害等技术。7)加工技术。荔枝干加工多选用‘糯米糍’ ‘怀枝’两品种。若天气晴朗, 选择日晒法, 反之则用焙炉来制作。增城荔枝酒, 按照加工方式的不同分为发酵酒和浸泡酒。荔枝木家具传统制作工艺已被列入增城区非遗项目加以保护。

1.3 丰富的种质与古树资源

增城是中国荔枝种质资源宝库, 自古就以品种多而闻名。成书于1076年的《增城荔枝谱》明确记载: “增城多植荔枝……搜境内所出, 得百余种。”^[14]民国时期, 增城荔枝“岭南种几全有”^[18]。当前, 增城荔枝品种有70多个, 基本涵盖广东现有品种, 其中50个品种为本地原产或种植已久。据文献记载, ‘挂绿’ ‘尚书怀’(‘小华山’ ‘绿罗衣’ ‘交儿环’的统称) ‘水晶球’ ‘苎麻子’等知名品种均原产增城^{[14, 16]}。此外, ‘绉纱裘’ ‘凤凰球’ ‘雪怀子’ ‘增城踏死牛’ ‘增城脆肉’ ‘胭脂红’ ‘桂花香’ ‘正果进奉’ ‘糖龙眼’ ‘南蛇皮’ ‘细核枝’ ‘素馨香’ ‘甜岩’ ‘兰溪山枝’ ‘八月熟’等品种, 在其他产区均为少见, 许多品种尚有一定数量的古树或母树存留。据2016年农业部门初步摸查, 全区树龄100年以上的荔树超过1.5万株, 300年以上的近1 400株, 500年以上的超过200株。现存古树以‘怀枝’ ‘糯米糍’ ‘桂味’、二代‘挂绿’为主, 也有‘苎麻子’ ‘凤凰球’ ‘皇帝耳’ ‘绉纱裘’等稀有品种。在正果镇的兰溪、麦村, 荔城街的桥头、廖隔塘、莲塘、蒋村, 永宁街的郭村、下元, 仙村镇的基岗、沙头、碧潭, 石滩镇的塘口、石湖、金兰寺, 朱村街的山田、横塱, 中新镇的坑背、五联、田美等村, 均有一定数量的古树集中分布。遗产地除种植荔枝外, 通过间套种等形式种植各类粮食、蔬菜、水果、药用植物等作物, 利用林下空间养殖多种畜禽。系统内现有“增城荔枝” “增城挂绿” “增城丝苗米” “增城迟菜心” “派潭凉粉草”5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丝苗米、乌榄、迟菜心、凉粉草等4个生产系统均入选了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普查名录。

1.4 厚重多元的荔枝文化

增城荔枝文化资源丰富, 体现在地名景观、文学艺术、民俗节庆等多个方面。全区带有“荔”字的地名近130个, 城区名字是荔城和荔湖, 市徽是‘挂绿’荔枝, 打造的旅游形象是“荔乡仙境”^[19]。地方书籍、报刊、杂志多有荔枝元素。《增城荔枝谱》(20世纪50年代陈锦章编写)、《历代荔枝诗词选》(1987年)、《增城挂绿》(1993年)、《挂绿沧桑录》(1995年)、《增城荔枝》(2018年)等一批地方学者完成的著作先后问世; 《增城日报》设有“挂绿副刊”, 《荔都》《荔乡情》《丹荔》等杂志均以“荔”命名。增城荔枝相关的文学作品数量繁多, 仅宋至清代流传下来的增城荔枝题材诗歌、词赋至少有90多首。《何仙姑与挂绿的传说》(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尚书怀的故事》等若干荔枝故事广为流传。增城荔枝也是艺术行业钟意的创作题材, 有关的绘画、书法、曲艺、雕刻、陶瓷等作品数不胜数。增城民间举办荔枝会的历史悠久, 清乾隆年间文人赵希璜的诗作中就有“难忘增城荔子会”之语。1990年起, 政府每年在6月中旬至7月中旬期间举办荔枝文化旅游节。增城民间将古荔树视作祖先留给子孙的财富, 不会轻易去砍伐。荔熟时节, 家有古树的增城果农采摘前会举行“拜树”仪式, 一是为祈求神灵保佑上落平安(古树高大, 上树采摘有安全问题), 二是感恩祖辈留下荔树, 三是祈求来年丰收。客家村落风水林中的树木得到了村民的自觉保护, 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古荔树。

2 岭南荔枝种植系统(增城)遗产价值分析 2.1 生态环境价值

大面积荔枝林的存在, 对人口稠密的增城区及广州市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综合调节作用。近10年来, 增城荔枝面积稳定在11 500 hm²左右。参照已有方法测算可知, 增城荔枝林的年固碳量约为3.7×10⁶ t, 年制氧量约为2.7×10⁶ t, 年固碳制氧总经济价值超过2.5亿元^[20]。低山、丘陵、台地地带的荔枝种植, 能够发挥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维持生物多样性等生态作用, 在获取经济收益的同时较好地维护了区域生态环境。荔枝树喜水, 较耐水浸, 增城人在河堤两侧、湖边、塘基、岛屿广种荔枝树。这些树木既美化各类水体的周边环境, 又能够保持水土、保护河堤、防洪防涝、为动物提供栖息地。荔枝四季常绿, 树木高大, 冠幅较大, 是绿化环境的良好树种。在增城, 荔枝树多被用作城乡道路、广场、公园、居住小区与庭院的绿化树, 其净化空气、消除噪声、调节气温的功能有效地改善了局部小气候和人居环境。增城丰富的荔枝种质资源, 保障了系统内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水平, 也能够为中国荔枝科技原始创新、遗传改良与育种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 如近年培育的‘仙进奉’就成为了省内外产区主推的优良品种。增城荔枝文化遗产是北回归线上的农业生物资源库, 幼龄荔园间套种、林下养殖、梯级种植、果基鱼塘、庭院种植等生产模式保育了系统内的农业物种多样性, 并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已有研究证实, 增城荔枝园的立体种养模式生态效益明显, 能够提高土壤肥力、促进荔枝生产, 并降低农药、化肥、饲料及其添加剂的使用量^[21]。

2.2 经济发展价值

增城荔枝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生产系统内农副产品的生产及休闲农业发展。以荔枝为首的“增城十宝”名优土特产品的生产加工是遗产地农业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荔枝生产自古至今都是增城农村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当前荔枝种植户遍布各镇街, 种植面积过千亩的行政村就多达68个。近年来增城以“中国荔枝看广东, 优质荔枝在增城”为产业发展目标, 实施“一二三四工程”发展规划, 重点打造1个增城荔枝大公园、2个荔枝特色小镇、3个荔枝专业村、4个优质荔枝标准化示范基地, 有力推动了荔枝产业的提质增效。2012年以来, 增城荔枝先后获批2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4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并成功入选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园。2012年, 增城在全国率先举办“网络荔枝节”, “互联网+荔枝”的销售模式得以迅速普及。目前, 全区有特优和优质品种31个, 种植面积8 700 hm², 占总面积的76%, ‘仙进奉’ ‘北园绿’ ‘水晶球’等主推品种售价高达60~380元∙kg^–1。挂绿园、荔枝文化公园、莲塘春色、小楼人家、鹤之洲湿地公园、蒙花布乡村公园、荔枝岛、若干古树群及200多个大型荔枝果场是“荔乡仙境”旅游形象的展示窗口, 旅游经济价值不断提升。2007年以来, 增城通过建设绿道网络、打造“万家旅舍”民宿品牌、实施“千园计划”等举措,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2]。2018年, 全区旅游接待2 840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127亿元。目前, 增城是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 有省部级休闲农业示范镇(点、区)7个。

2.3 文化科教价值

厚重的增城荔枝文化是古代先民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也是当代民众生产生活的集体记忆, 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荔枝会与拜树习俗、丰富的荔枝故事及荔枝菜、荔枝酒、荔枝干、荔枝菌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代代相传, 展现了增城人民炙热的荔枝情怀。历史上, 苏轼、澹归、屈大均、陈恭尹、朱彝尊、温汝适、钱以垲、全祖望、翁方纲、阮元、谭莹、裴景福、高鲁甫、钟敬文、秦牧等一大批文人留有诗文、笔记褒赞增城荔枝。这些文献是开展中国荔枝文化、岭南农耕文化科普与研究的重要素材。‘挂绿’荔枝是最靓丽的一张文化名片, 为增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综合效益, 如2002年1颗‘挂绿’果被拍出了55.5万元, 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上最昂贵的水果; 2016年, 增城成为中国荔枝邮票首发地。民间举办荔枝会, 亲朋欢聚品尝鲜荔, 交流生产经验, 增进亲友情谊。政府举办荔枝节, 通过“以荔会友、以荔为媒、以荔招商、以荔惠民”的形式有力推动了增城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随着农业功能的多元方向发展, 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将更加凸显^[23]。近年来, 增城荔枝产学研基地建设工作持续推进。2019年, 增城与华南农业大学合作共建了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增城工作站、增城荔枝研究院、增城荔枝培训学院。增城荔枝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科普教育、示范推广价值必然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掘与提升。

3 岭南荔枝种植系统(增城)的保护与发展策略 3.1 选择山枝与水枝的代表性区域, 建设田园空间博物馆

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冲击往往会对传统农业系统造成严重威胁^[24]。增城地处珠三角东岸经济带黄金走廊, 长期以来城镇化率持续攀升, 农作物种植面积逐年下降。如不采取切实措施, 增城荔枝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必然遭受严重考验。作为一类文化工具, 生态博物馆被公认为是能够助推乡村振兴和农业文化遗产活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和方法。“没有屋顶”的田园空间博物馆是日本实践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本土化举措, 它的成功实践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有益的方法参照^[25]。增城荔枝文化遗产保护可以借鉴日本经验, 把自然景观、乡村风貌与荔枝相关的种质资源、生产技术、古树、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保护对象, 建设集研究、保存、活用功能于一体的田园空间博物馆。对空间范围的选定, 应重点考虑遗产地核心区中山枝与水枝栽培成规模、生产技术保留传统特色的典型区域。山枝片区可选择兰溪、群爱、桥头、基岗等地处山地丘陵地带的村落, 重点保护古荔枝树、山枝种质资源、荔枝园选址知识、幼龄荔园间套种、果园种养结合模式、梯级种植模式、风水林、荔枝干与荔枝酒传统加工技术、百花林史前遗址、百花林摩崖石刻、古榄树、乡村风貌等。水枝片区可选择竹园、莲塘、塘口、石湖、金兰寺等地处平原地带的村落, 重点保护古荔树、水枝种质资源、高畦深沟种植模式、幼龄果园间种、果基鱼塘模式、金兰寺贝丘遗址、增江与西福河水质及沿岸生态环境、乡村风貌等。荔枝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涉及多部门、多领域的系统性工作, 田园空间博物馆的建设与管理的职责, 应由区政府牵头, 协调组织农业、文化、旅游、国土、财政等部门共同承担, 并设立专家委员会负责学术与技术指导。

3.2 实施古荔树保护工程, 强化古树的管理与护养

增城古荔树以‘怀枝’品种为最多, 因‘怀枝’市场价格较低, 从而导致了部分农户对这类古树重视不足。此外, 大多古荔树属于集体资产, 村集体定期投标决定新的承包人, 这也使得一些果农只看重短期收益, 不会花大成本养护古树, 致使荔树长势不够壮旺、丰产性差。村民的古树保护意识也有待提升, 甚至有村民认为, 古树保护可能会妨碍地方工程项目的建设, 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有关部门对古荔树的保护力度尚不够大, 纳入增城区古树名木名录的荔树仅有248株(2018年数据), 这使得大量古树的保护存在责任缺位的问题。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上述问题, 将古树保护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1)组织专业人员对全区树龄过百的荔枝古树开展全面细致的普查, 建立数据库, 纳入古树名木保护名录, 切实杜绝古荔树、二代‘挂绿’等珍稀荔树管理缺失, 甚至随意被砍伐或迁移的现象发生。鉴于增城有着丰富的荔枝与乌榄古树资源, 应制定对应的古树管理办法, 组建保护队伍, 做到保护任务具体明确, 责任落实到人。对于古荔树、稀有品种荔树分布较为集中的地点, 重点予以监测。2)充分利用高新科技手段加强古荔树的护养工作, 并建立适合古树的物联网监控管理系统, 进行信息收集与实时监控。3)针对古树经济效益偏低的问题, 应从建立健全科学的管理机制入手。可由村委统筹协调, 将村民散乱管理改为村集体统一管理, 再由企业承包经营。承包单位可以聘请技术人员采取复壮措施, 通过高接换种实现品种结构的优化、丰产性的提高, 辅以“百年老树”的品牌打造与休闲农业的产品开发, 从而让古树成为“摇钱树”, 所获收益再通过分红的形式回馈给村民。

3.3 加大荔枝文化普及力度, 提升民众文化自觉能力

民众的文化自觉能力是决定农业文化遗产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当前, 有关部门及民众对荔枝的认知多停留在其经济价值上, 对于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不足, 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较为薄弱。2018年10—12月对458位增城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65.1%的受访者认为, 荔枝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宣传不够、群众保护意识薄弱的问题。因此, 大力普及荔枝文化、提升增城居民的文化自觉能力是当前急需开展的工作, 建议: 1)重视科普宣传。充分利用现有学术积累, 编写、制作科普作品, 通过各种媒体持续高频率地加以宣传。2)发掘和活化遗产。增城荔枝学术积累已较为充足, 但现有荔枝主题博览园、会馆、文化村的展示内容多不够专业和全面, 文化遗迹也未能充分发掘荔枝元素。当前应全面系统搜集和整理增城荔枝相关文献资料、生产工具、标本等展览素材, 进一步提升相关展览单位的建设水平。同时, 加大百花林摩崖石刻、湛若水故居、四望岗公园、湛若水墓、莲花书院以及重要古祠堂、古驿道等文物点的保护与利用力度, 重点开展荔枝文化的发掘与展示。加大荔枝会、传统技术与技艺、民间谚语与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力度, 进一步发掘和普及深藏于民间的荔枝文化。3)提升保护意识。高度重视荔枝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通过读本学习、组织培训等手段, 重点提升领导干部、核心区居民的遗产保护意识。鼓励和引导核心区居民通过开办民宿、农家乐、观光园、种植园、特产加工点, 实现居民职业发展、经济收入与遗产保护更为紧密的结合, 组建更为庞大的利益共同体。

3.4 以荔枝产业园、特色小镇、果场为重点, 推动产业升级

产业发展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驱动力。荔枝产业园、特色小镇及大型果场是当前增城荔枝产业发展的主体, 也是未来产业升级发展的重点: 1)继续实施“优果”战略。积极引导更多有实力的生产企业或果农通过高接换种技术将现有效益低的品种(如‘怀枝’ ‘黑叶’ ‘状元红’和‘水东’等)或面积大的单一品种, 改造为优质且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品种(如‘仙进奉’ ‘甜岩’ ‘水晶球’ ‘北园绿’等), 实现荔枝品种的结构调整和优化, 增加不同优质品种的市场供给, 提高产品质量和价格, 延长果品供应期。2)着力推动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产业基础优势, 围绕荔枝文化遗产保护的需求, 结合产业园和休闲农业园建设, 重点打造一批荔枝品种展示、体验、观光、科普为主题的古树观赏园、文化创意园、科普示范园, 促进荔枝文化和生态农业、都市休闲、旅游观光、科技创新与科普教育的深度融合。3)进一步延长深加工产业链。增城荔枝有长达9个月的鲜果销售空档期, 生产深加工制品既能满足市场需求, 也是产业升级的需要。增城荔枝加工业还处在起始发展阶段, 产品类型以荔枝干、荔枝酒、荔枝蜜、荔枝醋为主。当前应以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省产业园、特色小镇建设为契机, 积极延伸荔枝加工产业链条, 鼓励企业发展荔枝糖、罐头、饼干、荔枝茶、荔枝木家具、荔枝盆景等系列产品的生产, 进而为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4 结论

中国是荔枝的原产地, 是荔枝产业第一大国, 拥有全球最丰富、最优质的品种, 同时荔枝在中国也拥有尊崇的文化地位, 底蕴极其深厚。中国的荔枝生产为全球农业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推动荔枝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既是历史使命, 也是现实责任。岭南荔枝种植系统(增城)是一个生态、经济、文化价值俱佳且具有南亚热带地域特色的生产与文化系统。从文献记载、栽培历史、种质资源、名优品种、生产技术、古树存留、文化底蕴、产业发展等多方面来看, 岭南荔枝种植系统(增城)均有值得称道之处, 可见其在中国荔枝文化遗产中的重要位置。本研究关于增城荔枝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可为国内同类遗产地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从全国范围来看, 中国荔枝文化遗产资源具有多样性和地域性的特点, 如海南羊山有目前我国仅存的半野生荔枝林带; 一些产区或出产名种(如莆田有‘陈紫’ ‘宋家香’, 新兴有‘香荔’), 或曾为重要贡地(如梧州或是最早的贡地, 福建多地有荔枝进贡, 涪陵、高州均有文献说是杨贵妃所食荔枝的产地, 清代‘新兴香荔’是贡品); 不少产区古树存留数量多(如树龄800年以上的古荔树在灵山县就有1 500多株), 或有著名古树(如新兴有“六祖手植荔”, 莆田有“千年‘宋家香’古树”, 福州西禅寺有“千年宋荔”)。尽管广东新兴和高州、福建莆田和福州、广西灵山和梧州、重庆涪陵等地尚未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但同样是荔枝文化遗产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荔枝文化遗产理应得到更高层次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应积极联合申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以推动中国荔枝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宣扬, 进而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和热爱中国丰厚的荔枝文化。

致谢: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农业农村局和新兴县农业农村局、海南省休闲农业协会等单位为资料搜集与实地调研提供了协助, 华南农业大学倪根金、王福昌、陈厚彬、李建国等老师给予了指导, 外审专家提出了宝贵建议, 一并向上述单位及个人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