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余年来, 中国农业实现了快速发展, 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 与此同时, 农业生产对水土资源重利用轻养护, 加之化肥、农药等的过量使用以及养殖业畜禽粪便的不当处理导致的农业面源污染也非常严重^[1], 从而对农村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破坏^[2]。据估算, 全国每年产生畜禽粪污38亿t, 综合利用率不到60%; 每年生猪病死“淘汰量”约6000万头, 集中进行专业无害化处理的比例不高; 每年产生秸秆近9亿t, 未实现资源化利用的秸秆约2亿t; 每年使用农膜200多万t, 当季回收率不足2/3^[3]。此外, 还有大量的农药包装物没有得到有效回收及资源化利用, 导致二次污染。这些废弃物量大面广, 如果随意堆放或焚烧, 将会给城乡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为深入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早在1999年,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农业部、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就联合颁布了《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 后续又颁布了一系列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文件。2016年8月, 农业部制定了围绕畜禽粪污、病死畜禽、农作物秸秆、废旧农膜及农药包装物等5类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综合性文件《关于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试点的方案》; 2017年5月, 国务院办公厅首次印发了指导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文件《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 随后农业部又制定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方案(2017—2020年)》; 为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2018年5月,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2018年国家重要农业资源台账制度建设工作的通知》, 提出编制水、土、气、生、农业废弃物等重要农业资源台账, 建立健全重要农业资源监测体系; 2020年1月, 农业农村部联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的通知, 提出建立秸秆、农膜、畜禽粪污等农业废弃物长期定点观测制度, 研究推进农村水源地、规模化养殖厂、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点、农业废弃物处理站点远程监测。这些政策法规为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方面的研究也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农业废弃物资源潜力计算与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农业废弃物蕴藏着巨大的资源潜力, Hamelin等^[4]测算的欧盟27国作物秸秆残留的生物质能源潜力为3800 PJ·a^-1; 耿维等^[5]估算的2010年中国畜禽粪便总量已达22.35亿t, 可产沼气1072.75亿m³; 张崇尚等^[6]计算的2014年中国主要大田作物秸秆资源总量为8.97亿t, 可能源化利用的秸秆资源总量为1.86亿t。我国农业废弃物产生量虽大, 但空间上呈现区域分布不均衡与相对集中的特点, 同时资源性农业废弃物价值潜力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7]。二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式探索。农业废弃物经过一定的技术处理可以被用来制作沼气^[8-9]、农作物肥料^[10-11]、食用菌的培养基^[12]、养殖业饲料^[13]、生物制氢和生物乙醇等工业原材料^[14-15]; 同时, 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农业资源, 对其资源化利用一则能够完善农业产业链, 二则能够持续改善农业生态环境^[16]; 探索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愿与行为, 对于推进循环农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7]。三是农业废弃物立法现状分析。当前的立法体系存在农村环境立法供给严重不足^[18]、环境政策制定实施缺乏整体性和配套性^[19]、农村环境保护机构行政效力低^[20]、农业废弃物减量化与资源化立法滞后、法律调整重末端治理轻源头减量^[21]等问题, 应借鉴循环经济的理念, 加强农村环境立法, 出台专门针对农业废弃物相关内容的法律规定^[22-23], 可以借鉴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建立的以政府命令控制为主导、以完善与健全的法律法规为基础、以经济或市场调节为补充、以公众为监督的农业废弃物管理机制^[24]。四是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认知、参与意愿与行为。一般来说, 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愿和行为应该具有一致性, 参与意愿越强, 就越可能发生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为。但是, 现实中往往存在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现象, 究其原因, 主要是农户的个人特征、认知与能力因素、外界推动力造成的^[25-27]。五是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参与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首先, 农业废弃物不当处置或资源化利用都存在公共物品特性, 势必面临着边际私人收益(或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收益(或边际社会成本)不完全对等的情形, 仅依靠市场调控不能实现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 需要政府的介入来解决由此带来的外部性问题, 实现帕累托最优^[28-29]。其次, 农户的参与意愿也受很多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影响。内在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农户对农业废弃物环境污染认知^[30]、资源化利用前景与价值认知^[31-32]、环保政策认知^[33]、补贴政策认知^[34]等不足, 知识与技能缺乏^[35]; 2)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成本较高、经济收益预期不高^[36-37]。外在因素也包括两个方面: 1)缺乏技术培训、宣传教育^[38-39]以及财政补贴政策激励不足^[40]; 2)外部市场条件存在不足, 比如交通便利性^[41-42]、是否有收购点或企业回收^[43]、与回收点的距离远近^[44-45]等。

从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 学术界已对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意愿与行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积极探索, 并展开了实证研究。现有的文献主要有以下两个切入点: 一是基于理性小农追求利润最大化假设, 运用成本收益理论构建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模型^[46-47]; 二是基于计划行为理论, 从农户个体心理特征出发, 探讨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内在机制^[48-49]。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现有文献关注较多的是农户的个人及家庭特征对其参与意愿产生的影响, 大多将农户视为单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 或者是仅仅将农户的主观价值认知作为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核心因素, 而忽视了外部市场条件给农户带来的不便之处和成本风险的增加, 也会使农户的参与意愿受挫, 继而导致模型估计结果有偏。二是忽视了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为的环境规制政策背景, 已有研究缺乏一个将环境规制政策和农户感知-参与意愿关系纳入一起的完整的分析框架。

为弥补以上缺陷, 本文在借鉴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以下尝试: 首先, 从农户的价值感知、成本收益感知、外部市场条件感知和控制变量4个方面, 构建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参与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其次, 考虑到农户是否愿意参与以及参与意愿的程度有所区别, 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s模型对农户这种具有一定顺序的多值选择行为进行分析; 第三, 引入环境规制情境因素, 从低于均值组和高于均值组分别检验3种环境规制政策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感知-参与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研究结论对政府引导农户积极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以及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利于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的调整、优化与平衡。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理论分析

农户行为选择理论认为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 在能够做出独立决策的基础上, 会根据自身偏好、市场约束等条件, 做出使家庭收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成本收益理论同样认为农户会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考虑, 迅速地对市场变动做出反应, 通过调整生产要素的比例促进生产率的提高, 从而做出最优的生产决策, 实现利益最大化^[47]。因此, 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为也会是农户在根据过往经验、价值观、长短期成本收益、外部市场风险等约束条件下, 做出的使个人或家庭收益最大化的决策行为。

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为政府实施环境规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农业废弃物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 若处置不当, 会对农业生产环境和农村人居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 由于农业生产过程难以监管, 使其他农户受损的人却不用为此承担成本, 对于这种负外部性, 政府可以通过惩罚手段来监督; 若合理利用, 不仅可以保护农业生产环境, 而且可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而其他受益的农户却无需花费任何代价, 因此, 其他农户较易形成搭生态效益便车的心理预期; 对于这种正外部性, 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来激励, 这就为政府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据。

另外, 交互决定论认为人的因素、行为和环境三者是交互决定的; 一则, 人的认知程度、年龄特征、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会影响其行为, 行为反过来也会影响其认知, 同时个体认知和行为也会受到环境的制约和影响; 二则, 环境作为人实施行为的条件, 在影响个体认知与行为的同时, 也会被个体认知和行为所影响, 甚至被改变^[50]。同时, 意识-情境-行为理论也认为, 个体意识在影响其行为的过程中会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51]。在农业废弃物污染治理方面, 环境规制政策作为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过程中最重要的情境因素, 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感知-参与意愿关系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1.2 研究假说

综合以上分析, 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下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感知-参与意愿关系的理论模型(图 1)。

首先, 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价值感知与技能感知程度会影响其参与意愿。一般来讲, 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前景预期越乐观, 其参与积极性越高。已有研究表明, 农户越认可农业废弃物的价值, 越倾向于参与回收利用^[48]。农户对个人能力的认知程度越高, 越愿意对农业废弃物进行循环利用^[27]。因此, 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价值感知与技能感知程度越高, 其参与意愿越强。其次, 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成本与收益感知也会影响其参与意愿。预期成本收益是影响农户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 收入预期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与行为均有直接的积极影响^[46]。因此, 当农户感知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收益越高, 其参与意愿越强烈; 当农户感知成本越高, 其参与意愿便会受挫。再次, 农户对农业废弃物市场回收条件的感知也会影响其参与意愿。有研究发现, 棉花(Gossypium spp.)秸秆回收市场的便利与完善会促进农户参与回收^[44], 距离小麦(Triticum aestivum)秸秆出售点较近、有中间人上门收购等对农户参与意愿转化成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0]。因此, 当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市场感知越成熟与完善, 其参与意愿就会越强烈。

最后, 环境规制政策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价值与技能感知、成本收益感知、市场条件感知-参与意愿关系存在调节效应。鉴于农户农业废弃物处理行为的外部性特征, 需要政府的介入使这些外部性内部化。已有的研究表明政府采取惩罚与补贴双项规制措施优于单独实施惩罚或补贴措施^[29], 同时要更加注重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调动农户的积极性, 引导其采取有利于环境的决策行为^[52]。当前, 针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有引导型、约束型和激励型3种。引导型规制是指通过宣传教育、技术指导等措施引导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约束型规制是指为了约束农户农业废弃物污染行为而实施的以罚款、拘留、关停等为主要特征的一系列政策法规; 激励型规制是指为了激励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实施的以补贴、优惠为主要特征的政策和措施。一般来讲, 农户对环境规制政策越了解, 其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愿会更高, 同时也能规避相关的处罚, 争取更多的补贴。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 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感知、回收重要性感知、技能感知对其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

H2: 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收益感知对其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

H3: 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成本感知对其参与意愿有负向影响。

H4: 设有回收点或企业回收对农户参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意愿有正向影响。

H5: 距离回收渠道较远对农户参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意愿有负向影响。

H6: 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对农户参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意愿有正向影响。

H7: 环境规制政策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感知-参与意愿关系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

2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2.1 模型设定

由于农户的参与意愿选项有多个且是有序的, 故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s模型。农户选择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主观概率(P)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表达式为:

$P = P\left( {y = 1} \right) = F\left( {X\beta } \right)$

(1)

式中: 被解释变量y表示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愿程度, 其值越大说明农户的参与意愿越强, 值越小则参与意愿越弱; X为可能影响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意愿的变量向量。由此, 本文建立多元有序Logistics模型, 形式如下:

$\ln \left( {\frac{P}{{1 - P}}} \right) = {\beta _0} + {\beta _1}{x_1} + {\beta _2}{x_2} + \cdots + \varepsilon $

(2)

式中: P/(1-P)为几率比, x包括各解释变量(例如受访者年龄、性别、受访者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价值感知、技能感知等), ε为随机误差项, β为回归系数。

2.2 变量设置

变量的含义及具体赋值如表 1、表 2所示, 赋值依据来源于调查问卷中设置的题目及其测量标准。由表 1可知, 在农户价值感知与技能感知方面, 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所需技能感知的均值得分为3.95, 但是对资源化利用前景感知的得分为3.52, 可见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信心不足; 在成本收益感知方面, 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收益感知的均值得分为3.34, 成本感知的均值偏高, 得分为3.82; 在市场回收条件方面, 大部分村庄没有设置固定回收点, 农户对与回收渠道间的距离感知较远, 回收渠道也不太稳定; 在环境规制因素方面, 引导型、激励型、约束型环境规制的均值得分都较高, 平均得分在3.8左右。

2.3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加快建设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研究”课题组所进行的调研。调研地区包括河南、山东、黑龙江和四川4省8市16个县(市、区), 调查对象包括种植户和养殖户, 调研时间是2018年10—12月。为了解全国主要种植和养殖区域的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价值感知、参与意愿与行为, 本调查采取的策略是: 首先, 综合考虑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和2017年畜禽养殖年出栏量排名前10的省份, 同时为了避免样本分布不均衡, 样本选择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地形地貌以及区域分布等因素, 抽取了4个省份; 其次, 在上述4个省份中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样本县(市、区), 每个省选择2个市, 然后在每个市中选择两个县; 最后, 根据县级农业局和畜牧局提供的相关信息, 在每个样本县随机选取2个样本乡(镇), 并在样本乡(镇)中随机抽取20~40户农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受访者的基本情况、农户农业废弃物价值感知、成本与收益感知、外部市场条件感知等情况, 农户的参与意愿与行为、政策需求与补贴情况, 农户合作等。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60份, 删除变量缺失、信息有误的问卷, 最终得到有效问卷693份, 有效问卷率为91.2%。问卷总体的克伦巴赫(Cronbach) α信度系数为0.78, KMO值为0.75, 均大于0.7, 说明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良好。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描述如表 3所示。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感知对其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意愿的影响

自变量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 各自变量间的相关性均小于0.8, 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用stata 15.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有序Logistics回归, 采用极大似然法并对所有回归进行稳健估计, 结果如表 4所示。

1) 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价值与技能感知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在回归(1)中, 农户技能感知(USP)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在P < 5%水平显著且系数为正; 在回归(2)中, 农户技能感知(USP)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在P < 1%水平显著且系数为正, 验证了假说1。说明农户对所需技能的感知程度较高, 农户认为自身具备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所需技能, 越倾向于参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但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感知(UPP)和回收利用重要性感知(RIC)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农户对农业废弃物的价值与回收利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由此导致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也存在疑虑, 当然, 可能与目前中国农业废弃物回收市场不成熟、回收机制不健全有关。

2) 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收益(UBP)与成本感知(UCP)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在回归(1)和回归(2)中, 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收益感知(UBP)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均不显著, 未能验证假说2; 但成本感知(UCP)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均在P < 5%水平显著且系数为负, 验证了假说3。说明当前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获取收益的感知并不明显, 但对成本感知程度较高, 农户感知成本越高, 越不愿意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例如作物秸秆还田, 农户分别要支付还田、灭茬、耕地旋耕等机械费用, 此外, 为防止秸秆腐烂过程中发生虫害, 还需要增加农药使用量。因此, 单从经济效益上看, 秸秆还田非但没有增加农户收入, 反而增加了农户的生产成本。调研发现, 农户很期待企业回收农作物秸秆, 或者政府增加农作物秸秆粉碎还田补贴和灭茬、旋地补助, 以弥补秸秆还田带来的成本。

3) 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市场回收条件感知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在回归(1)和回归(2)中, 设有回收点或与种养殖大户、回收企业等合作(RCP)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均不显著, 未能验证假说4。这可能是由于当前设置回收点的村庄比较少, 回收企业也比较少。在回归(1)和回归(2)中, 农户对与回收渠道间的距离感知(CDP)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均在P < 1%水平显著且系数为负, 农户对回收渠道稳定性的感知(CSP)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在P < 1%水平显著且系数为正, 验证了假说5和假说6。说明农户感知距离回收渠道越远, 越不愿意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农户感知回收渠道越稳定, 越愿意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4) 农户相关特征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在回归(1)和回归(2)中, 受访者性别(Gen)、年龄(Age)、受教育程度(Edu)、是否参加过相关培训(RT)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由于当前中国农户文化程度较低、未参加过相关培训的受访者居多。但是, 组织化程度(OD)对参与意愿的影响均在P < 5%水平显著且系数为正, 说明与未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相比, 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参与意愿较强; 同时, 农业生产年收入占比(FIP)对参与意愿的影响在P < 1%水平显著且系数为正。随着种植或养殖规模的扩大, 农户农业生产年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增加, 农业废弃物产生量也随之增加, 处理成本也越来越大, 但是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获得各种补贴的机会也越多, 从而农户的参与积极性也就越高。

3.2 环境规制政策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感知-参与意愿的调节效应

借鉴以往学者^{[51, 53]}的做法, 首先, 分别以3种环境规制的均值作为分组标准, 将样本分为环境规制高于均值组和环境规制低于均值组; 其次, 为了考察调节变量的作用效果, 分别对高值组与低值组的样本数据进行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

1) 引导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感知(UPP)、技能感知(USP)-参与意愿关系分别通过了P < 10%和P < 1%的正向显著性检验, 说明通过政府的宣传教育、技能培训等方式能提高农户的技能, 增加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自信, 继而提高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前景预期, 农户对前景感知和技能感知程度越高, 越愿意参与回收利用。但是, 引导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重要性感知(RIC)、成本与收益感知(UCP与UBP)、与回收渠道间的距离感知(CDP)、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CSP)-参与意愿关系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实证结果部分验证了假说7。

2) 约束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重要性感知(RIC)-参与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通过了P < 10%的正向显著性检验, 说明约束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重要性感知-参与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其原因可能是通过环保部门的监督、环境污染实质性惩罚等措施能够增强农户回收利用农业废弃物的意识, 农户对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重要性的感知程度越高, 其参与意愿越强烈。同时, 约束型规制对回收渠道稳定性的感知(CSP)-参与意愿关系通过了P < 1%的正向显著性检验, 说明即便在当前回收渠道不稳定的情况下, 约束型规制的压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的参与意愿, 同时削弱了农户农业废弃物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同理, 约束型环境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感知(UPP)、技能感知(USP)、成本与收益感知(UCP与UBP)、回收渠道感知(RCP)-参与意愿关系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3) 激励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感知(UPP)与技能感知(USP)-参与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均通过P < 5%的正向显著性检验, 说明激励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感知与技能感知-参与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这可能是激励型政策能够增加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感知程度, 继而提高农户的参与积极性。激励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收益感知(UBP)-参与意愿关系通过了P < 10%的正向显著性检验, 说明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收益感知-参与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激励型规制的一些奖励性措施, 比如沼气池建设补贴等,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农户对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收益感知, 继而能够提高农户的参与意愿。激励型规制对农户对与回收渠道间的距离感知(CDP)、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CSP)-参与意愿关系分别通过了P < 10%和P < 1%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激励型规制对农户对与回收渠道间的距离感知(CDP)、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CSP)-参与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这可能是当前农户感知距离回收渠道较远, 且回收渠道也不稳定, 增加了出售废弃物的运输成本与不确定性风险, 其参与意愿容易受挫, 但是激励型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一定的成本, 能够削弱距离回收渠道较远和回收渠道不稳定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同理, 激励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重要性感知(RIC)、成本感知(UCP)、回收渠道感知(RCP)-参与意愿关系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黑龙江、山东、河南、四川4省693份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 建立多元有序Logistics模型, 分析了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感知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 并进一步分析了环境规制政策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 1)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能感知、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加入合作社能够显著地正向影响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参与意愿, 同时农户成本感知、农户对与回收渠道间的距离感知显著地负向影响农户的参与意愿, 但是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感知与回收利用重要性感知、收益感知、有无回收点、是否参与过相关培训并不能显著影响农户的参与意愿。2)环境规制政策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感知-参与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存在差异, 引导型规制对农户技能感知与前景感知-参与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较约束型、激励型更显著。约束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重要性感知-参与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较引导型、激励型更显著, 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收益感知-参与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较约束型、引导型规制更显著。

从本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的政策启示:

第一, 鉴于当前农户对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重要性和资源化利用前景等认识不足, 政府应通过宣传教育、技术培训等方式增加农户对农业废弃物的价值感知和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动的自信, 继而提高农户的参与意愿。

第二, 鉴于当前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收益感知不足, 但对成本感知程度较高, 政府可以通过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为增加更多的补贴款项, 激励农户的参与积极性, 同时还可以减少农户的搭便车行为。

第三, 当前设置回收点的村庄比较少, 回收企业也比较少, 回收渠道并不稳定, 但是农户对回收渠道的稳定性感知能够显著地正向影响其参与意愿。因此, 为健全农业废弃物回收机制, 1)应充分发挥市场在农业废弃物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给回收加工企业, 激励企业参与到农业废弃物产业化建设中来, 寻找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出口”, 助力农业绿色发展; 2)基层政府应增设废弃物回收点, 可以3~5个邻近的村为单位, 设立固定的回收点; 以县为单位, 设立规模较大的回收基地, 回收基地直接与加工企业建立联系, 保证回收渠道的稳定性, 提高农户的参与积极性。

第四, 加入合作社显著地正向影响农户的参与意愿。合作社作为乡村生态振兴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服务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利用好合作社这个平台, 将会对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作出更大贡献。种植合作社可以统一售卖作物秸秆给秸秆经纪人或加工企业, 通过签订收购合同, 以灵活协商的方式保障双方利益; 养殖合作社可以统一低价售卖畜禽废弃物给粪污处理厂, 还可以低价购买经过处理后的有机肥料留作自家用或卖给种植户, 实现畜禽废弃物资源化的经济收益。

第五, 引导型、约束型和激励型3种环境规制政策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相关感知-参与意愿均具有一定的调节效应。政府在实施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动的过程中, 应更加注重引导型环境规制、约束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的平衡, 充分发挥这3种规制政策的互补作用, 为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供更好的服务。